（一）“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担忧依然存在。这个词是由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所创，讲的是新的生产方式可能减少对人力的需求，导致大规模失业。凯恩斯一方面了解工业技术将持续迅速进步，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这代表着失业，因为我们找出方法来节省劳力的速度，比起为劳力找出新用途的速度更快”。
（二）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本来对技术的看法一片乐观，认为这能够稳定提升劳工的生活水准，还曾在1819年向下议院表示“机器并未减少对劳力的需求”。但到了1821年，在他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推出第三版，新增的一章“论机器”就提到：“我有义务提出自己对这项问题的意见，因为在进一步思考后，我的意见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正如他当年在一封私人信件所提：“要是机器能够接手目前劳工做的所有工作，对劳工就不再有需求了。”
（三）人类正走向一个真正的双层社会（two-tiered society）：一层是普通劳工，另一层则是掌握经济工具、得到社会认可的权贵，两层人民的生活之间有一道鸿沟，而且距离愈来愈远。这就是英国作家威尔斯在《时间机器》（Time Machine）所预言的反乌托邦未来，技术会使人类隔离成两个不同的物种。
（四）今天，李嘉图与凯恩斯的忧虑已经显然到不能再忽视。……但如今的局面大不相同，随着新科技接二连三问世，人们看到的却是不平等现象急速恶化，受薪阶级就这样被抛在后方。
（五）认为技术进步就能创造共享繁荣，这种乐观的态度是以“生产力便车”（productivity bandwagon）这种简单有力的想法为基础，认为只要新的机器和新的生产方式提升生产力，就会使薪资随之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所有人都能搭上这班便车，而不只是企业家和资本家能够得益……生产力便车背后的理论很简单：企业生产力提高，就会想扩大产量，于是需要更多劳工，然后需要赶快招募更多人。而如果有许多企业同时要招人，就会让薪资整体向上。
（六）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收益该如何由众人共享，一方面要看技术究竟是如何变化，另一方面也要看管理阶层对员工有着怎样的规矩、规范与期望。
（七）“生产力提升”不一定代表“对劳工的需求提升**”**。生产力的标准定义是每位劳工的平均产能，也就是将总产出除以总就业人口。显然，这里希望看到的是随着每位劳工的产能提升，企业雇用人员的意愿也会随之提升。……就算每位劳工的平均产能提升，雇主却不一定会想增加招聘。因为对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边际生产力：每增加一名员工来增加产量或服务更多客户，能够带来多少额外贡献。
（八）自动化虽然提升平均生产力，但并未增加（甚至是降低）劳工的边际生产力。
（九）如果想要提升劳工的边际生产力，比较重要的是创造新的工作任务……只要新的机器创造出新的人力需求，就能让劳工有更多发挥作用的地方，并提升其边际生产力。
（十）如果自动化带来的生产力收益（productivity gains，也就是生产力提升带来的收益）有限，就几乎不会创造任何新的工作。
（十一）对于劳工而言，如果新的技术就像边沁所料想，把重点放在监控，那前景也就同样黯淡。改进对劳工的监控手段，虽然可能让生产力微幅上升，但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从劳工身上压榨出更多劳力，或者有时候是降低薪水。
（十二）这一切都要回归到关于技术或许最重要的一点：选择。要运用人类的集体知识来改善生产制造，或是引导创新，都有无数种不同的方式。例如运用数字工具，是要进行监控？推动自动化？还是要用来为劳工创造新的工作、赋予新的能力？我们为了未来的进展，该在哪些地方投注心力？
（十三）生产力便车因果链的第二步，是因为对劳工需求增加，所以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薪资。但有三项主要原因，会让这件事很难发生……第一，雇主和员工之间有着上对下的强制关系……只要条件够严苛压迫，新技术的引进也可能使强制力道加大……第二，即使没有明确的强制现象，要是雇主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大概也不会在生产力提高的时候想到为劳工加薪……第三，也是对现今世界最重要的一项原因，在于薪资通常是透过协商，而不只是简简单单透过不带个人因素的市场力量来决定。而对现代企业而言，掌握了市场地位、规模或技术专业，也就常常能把可观的利润紧握在手中。
（十四）如果说得更广泛，新技术与新机器既可能带来共享繁荣、也可能让不平等挥之不去，一切都要看使用的方式及创新发展的方向。原则上，应该是由社会整体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实际上，做出这项决定的会是企业家、管理者、愿景人士，有时甚至包括政治领导者。这些人共同左右在各项技术有所进步之后，谁将胜出、谁又将落**败**。
（十五）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决定哪种技术愿景胜出？虽然这些选择要谈的是如何运用人类的集体知识，但决定因素并不是单纯从技术上或工程上来考量。由于不同的选择就会对不同的人有利，所以到头来，决定这些选择的会是“权力”（也就是能够说服别人的力量），拥有更大的权力，就更有可能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也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只要能成功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众人共同的愿景，就能取得进一步的权力与社会地位。
（十六）人类实在不该以为选择科技这条路就能让所有人受益；原因就在于生产力便车的力量常常十分微弱、而且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产生。
（十七）正如经济历史学家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所言，所谓“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其实有很大程度是一场“勤奋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先从英国人开始，接着扩张到所有人，全都开始工作得更为勤奋。
（十八）政治经济学理论家更重视整体财富与权力如何积攒，而不谈财富与权力如何扩散，或是对社会内部有何影响。不论是拥有资本的制造商，或是新机器的发明者，研究的都只是如何将资本与机器转化成自己的利润与优势。
摘自：《权力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辩证》2023
Power and progress :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作者|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赛门·强森（Simon Johnson）
译者|林俊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