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Machines Make History?
Heilbroner, Robert L. “Do Machines Make Histo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8, no. 3, 1967, pp. 335–45. https://doi.org/10.2307/3101719.
简介：
这是 Heilbroner 的一篇高被引论文（689次）。
Heilbroner 倡导一种技术“软决定论”；
技术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历史”，但不能被当作决定历史的唯一或超历史力量；
技术决定论必须被历史化、限定，并被理解为一种中介性因素，而非“首要推动力”。
文章不是简单赞成或否定技术决定论，而是试图在历史框架中重新界定技术的解释力：技术塑造历史，但技术本身也是被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塑造的。
引言：
文章认为，机器（machines）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创造历史（make history），但它们并不创造全部历史（all of history）。
作者随即排除了几种技术影响历史的研究路径：技术对历史的政治进程（ the political course of history）的影响（如战争技术）、技术对社会观念（social attitudes）的影响（如广播、电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技术对时代生活内容（content of life）的影响。
作者真正关心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那句名言——“The hand-mill（手推磨） gives you society with the feudal lord（封建主）; the steam-mill（蒸汽磨）, society with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工业资本家）”——所指向的问题：
技术（technology）在决定（determining）社会经济秩序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socioeconomic order）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effect）？
简而言之，
中世纪的技术是否催生了封建制度（feudalism）？
工业技术是不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产生的必要且充分条件（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计算机与原子能技术是否会成为新社会秩序不可避免的（ineluctable）诱因？
为此，作者提出两个待检验问题：
【命题一】第一，如果假定手推磨确实“带来”封建主义、蒸汽磨“带来”资本主义，即，技术变革是社会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那么技术本身的“运动规律”（laws of motion）是什么？我们能否解释技术为何会按照现有的序列（sequence）演进（evolves）？
【命题二】第二，按照马克思的范式（paradigm），当我们断言手推磨 “带来” 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时，其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究竟如何影响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核心观点：
本文不是要全盘肯定或否定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而是要检验其（是否具备）经验/实证性内涵（the empirical content），
进而，“将技术决定论中尚有价值的（salvageable）部分置于历史视角下审视”。
“——简而言之，我们能否既从历史的角度解释技术决定论（explai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historically ），又用技术决定论来解释历史（explain history by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第一部分. 技术本身有无确定的发展序列？
这一部分讨论【命题一】技术自身按照某种必然顺序演进。
“问题在于，技术发展是否存在固定的序列（a fixed sequence），因此技术后发的社会是否必然要经历一条必经的（necessitous）发展路径。”
作者认为，“确实存在这样的序列”（I believe there is such a sequence）。
蒸汽磨之所以跟随手推磨，不是偶然，而是技术征服自然过程中唯一“主干通道”（one and only one grand avenue of advance）上的下一阶段。人类不可能不经过手推磨时代就进入蒸汽磨时代，也不可能不掌握蒸汽磨就进入水电或核电时代。
当然，他有所保留：作者承认，并非所有社会都有兴趣发展生产技术、不同社会的技术发展方向也不同、某种机器的“发现”与将其作为“技术”进行应用之间存在差异。
但是他强调，“对于那些有意愿创造并应用技术的社会而言，生产技术的发展存在确定的序列（a determinate sequence），这一核心主张（contention）并不会因此受到直接影响。”
作者为技术序列论提出三方面证据：
1） 发明的同步性（simultaneity of invention）：发现（discovery）往往沿着明确的知识前沿（a well-defined frontier of knowledge）进行，而不是杂乱无章（grab-bag fashion）；技术“集群”（technological clustering）也说明技术演化遵循有序（sequential）、确定（determinate）的轨迹，而非随机（random）过程。
2） 没有技术飞跃（the absence of technological leaps）：大多数技术进步，本质上是渐进（incremental）和演化（evolutionary）的。总体而言，生产技术的发展呈现出相当平滑连续的轨迹（a fairly smooth and continuous profile），而非参差不齐的峰值与断裂（one of jagged peaks and discontinuities）。1500年没有电学实验，1700年也没有原子能开发尝试。
3） 技术可预测性（the predictability of technology）：科学家往往能对未来技术能力的大致方向作出预测，说明技术并非随机出现。
一是时代积累的可用知识存量（accumulated stock of available knowledge）。这是对技术能力的主要约束（a major constraint）。技术实现（technical realization）很难超越人们的普遍知识（generally know）。
二是时代的物质能力（material competence），即技术专长（technical expertise）。例如蒸汽机的制造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铸造大型铁缸的能力。这又涉及技术一致性（technological congruence），即各行业必须协同调整，而这种协调又依赖于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产业专门化（specialization of industry）和资本存量（stock of capital）的积累。资本缓慢而艰辛的积累，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功能的逐步分化（diversification），成为了技术能力边界的独立调节因素（independent regulator）。
核心观点：
作者承认这种论证仍有“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风险。他进一步限定了其主张：
“关于生产技术呈大致有序演进（a roughly ordered progression）的观点，似乎（seems）合乎逻辑（logical enough），值得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empirical investigation）。”
“生产技术的发展似乎（seems）受到知识与能力局限（ the constraints of knowledge and capability）的制约（constraints），因此至少在原则上，它作为历史进程中一股可确定的力量（determinable force），是可以进行预测（prediction）的。”
II. 技术如何影响直接生产中的社会关系？
这一部分转向【命题二】：某项特定技术（a given technology ）会为其所在的社会施加（imposes）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特征（ certa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这一命题体现于马克思的表述：
“特定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即工业发展阶段（industrial stage），总是与特定的协作方式（mode of cooperation）、特定的社会阶段（social stage）相结合（combined）”；
“人们在获得新的生产力（new productive forces）的同时，也就变革自己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而在变革生产方式的同时，他们也就变革自己的生活方式（ way of living）——即变革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
作者想要检验这些论断是否属实。
作者把讨论限定在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directly connected）的功能关系（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上，进而断言（state），“一个社会的技术（technology）会对该社会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施加（imposes）一种确定的模式（a determinate pattern）”。
作者区分了两种影响模式（modes of influence）：
1） 劳动力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 labor force）：
作者认为，任何技术要发挥作用，都需要配备特定类型（a particular kind）的劳动力。手推磨时代需要熟练或半熟练工匠（craftsmen），他们可以在家或小作坊中相对自由地劳动；蒸汽磨时代则需要半熟练或非熟练操作工（operatives），他们只能在工厂中按严格时间表工作；电子时代要求更高比例的熟练维护人员（skilled attendants）；自动化技术可能改变技能组合（mix of skills）、工作地点和劳动时间。
2） 工作的等级组织（th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work）：
作者认为，不同的技术设备（technological apparatus）还需要不同层级的监督与协作（different orders of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18世纪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师傅关系（man-master relationship）、19世纪工厂的工人—经理对立关系（men-manager confrontation）、当代连续流半自动化工厂的复杂内部控制（complex system of internal controls），是完全不同的内部社会结构（internal social structure）。
但作者提醒，这不能就此印证 “蒸汽磨带来工业资本家社会” 这一命题。作者表示，在将政治层面的结果（阶级特征）完全归因于经济层面的原因（功能组织）之前，需要保持谨慎。例如，苏联自称社会主义，但其技术基础类似旧式资本主义。马克思如果写“蒸汽磨带来工业管理者（industrial manager）社会”，会比“工业资本家社会”更准确。
此外，技术基础设施（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社会的某些社会学特征（sociological features），这是更难界定的。作者给出了几个问题：社会失范（anomie）是资本主义的通病，还是所有工业社会的通病？组织化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是垄断资本的产物，还是所有科层制（bureaucratic）工业的普遍产物？
在结论处，作者表示，在看待机器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时，应当秉持威廉・詹姆斯所说的 “软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讨论劳动力结构、企业内部组织的性质时，我们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将唯一的因果效力（causal efficacy）归于机器的可见存在，却忽视了其他起作用的隐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无疑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个独立的 “社会” 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会介入技术的设计（design）过程 —— 技术设计必须考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价格等因素。这样一来，机器既会反映工作中的社会关系，也会塑造工作中的社会关系。
不过，在作者看来，“软决定论”只是限定（而非否定） “主流技术水平会对社会生产端的结构性组织产生强大影响” 这一论点。作者表示，“即便预知五十年后社会技术核心的形态，或许还不足以描述该社会的政治特征，或许只能让我们对其社会学特征略窥一二，但它无疑会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与当下截然不同的需求图景 —— 既包括劳动技能需求，也包括管理需求。我们无法断言计算机时代的社会会催生出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家，还是会催生出政委（commissar），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会催生出技术人员与官僚（bureaucrat）。”
核心观点：
在直接生产层面，技术确实强加确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但这种影响主要落在劳动力和组织层面，不能机械地推出政治和阶级后果；
对技术的社会影响应持一种“软决定论”，即限定（而非否定） “主流技术水平会对社会生产端的结构性组织产生强大影响” 这一论点。
III. 对技术的降格
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把此前暂时搁置的问题重新摆出，试着系统梳理对马克思基本范式（paradigm）的保留意见与异议（qualifications and objections）。
1 技术进步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itself a social activity）：
作者表示，“发明与创新活动本身只是部分社会的属性（attribute），而非所有社会的共性”。
例如，布须曼人、新几内亚部落长期停留于新石器技术，阿拉伯世界曾达到较高技术水平后又衰落，古典中国在某些领域有技术专长却忽视生产领域。
哪些因素促进或抑制技术驱动力（technical thrust ），目前所知甚少。
2 技术进步的方向响应社会引导（the cour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is responsive to social direction）：
作者表示，技术朝战争、艺术、农业还是工业发展，部分取决于社会提供的回报和激励（inducements）。
例如，可互换零件系统在法国和英国未能扎根，却在美国成功，主要是由于政府支持和该国没有行会传统、劳动力成本高。
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可能遵循独立的既定序列（an independently determined sequential path），但应用方向无疑会反映社会的影响（social influences）。
3 技术变革必须与现有社会条件兼容（technological change must be compatible with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作者表示，技术进步不仅要与周边的技术环境（the surrounding technology）相契合，还必须与现有的经济及其他社会制度相兼容（compatible）。
例如，节省劳动的机器在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社会不易被接受；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大众市场（a mass market）；奴隶劳动的存在通常会抑制机器使用，而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会加速机器采用。
核心观点：
技术不能被视为历史中的“首要推动力（primum mobile）”。
它更应被降格（relegate）为一种“中介因素”（mediating factor）：“既受社会整体的作用，又反作用于社会整体”（both acted upon by and acting on the body of society）。
但这种降格，“并不等于抹杀技术的影响力和作用，只是要更精准地界定其作用方式”，“只是需要将注意力聚焦于历史上技术明确成为主要历史力量的那个阶段，也就是 1700 年以来的西方社会”。
IV. 技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中介作用
这一部分旨在考查，在近代西方社会中，技术扮演着怎样的中介角色，以及社会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1 资本主义的兴起为生产技术发展提供了主要刺激（the rise of capitalism provided a major stimul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作者表示，“只有在以私有财产原则为基础的市场体系（market system） 出现后，才诞生了一种能够系统性引导社会发明与创新能力的制度（institution），以解决促进生产（facilitating production）的问题”。18、19 世纪的社会环境为工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全新且极为有效的激励。不仅仅是蒸汽磨带来了工业资本家，更是那些新兴的发明家兼制造商（ the rising inventor-manufacturer）给我们带来了蒸汽磨。
2 市场体系中的技术扩张具有新的“自动/自发”面向（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y within the market system took on a new “automatic” aspect）：
作者表示，技术的产生（initiation）、采用（adoption）和影响/后果（repercussion）主要由市场考量因素（market considerations）支配。
结果，技术的兴起与扩散（rise and proliferation of technology）呈现出一种非人格化的、弥散性“力量”（impersonal diffuse “force”）的属性。
并且，由于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意识形态（ideology）严重削弱了缓冲其颠覆性后果（disruptive consequences）所需的政治管控，这一特征就更加凸显。
3 科学的兴起为技术提供了新的动力（the rise of science gave a new impetus to technology）：
从19世纪中叶起，科学研究日益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到20世纪，科学本身已成为主要历史力量（a major historical force），是有效技术（an effective technology）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the indispensable precondition）。
核心观点：
现代技术之所以显得像一种自主历史力量，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科学共同塑造了它的发展机制。
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简化为单方向决定，而必须放在具体历史制度中去理解。
结语：技术决定论的历史性与未来展望
作者在末尾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及以生产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中，技术进步的持续出现及其扩散都具有自主过程的特征（the attributes of autonomous process）——由社会“神秘地”生成（“mysteriously” generated by society），又冷漠而专横地强加于社会成员（thrust upon its members in a manner as indifferent as it is imperious）。
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为何技术决定论（机器如何创造历史）如此坚定/执拗地（insistence）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我们可以轻易驳倒它那些较为极端的论点（more extreme contentions）。
不过，技术决定论并不是超历史的普遍法则，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特有的问题（peculiarly a problem of a certain historic epoch），即发达资本主义和初级社会主义（high capitalism and low socialism）时期：技术变革的力量已被释放，但控制和引导技术的机构/机制（agencies）仍然很不成熟。
展望未来，作者表示：
“社会对市场力量自由发挥（free play of market forces）的屈从现在正在减弱，但它对科学精神动力（impetus of the scientific ethos）的屈从却在上升。我们面前的前景无疑是技术变革的步伐不会减弱，而且很可能加快。根据我们能预见的这一技术进步的方向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变化，未来的压力将指向一个以更大程度的组织（organization）和有意识的控制（deliberate control）为特征的社会。计算机时代还将带来哪些其他政治、社会和生存上的变化，我们尚不得而知。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即机器对历史的影响（impact of machines on history）——这一问题将继续具有相关性，直到形成一种对技术的公共控制（public control over technology），其程度远超现在任何已有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