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eneral Theory as a macro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the rival GDP standard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ast 100 years
Geoff Tily, The General Theory as a macro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the rival GDP standard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ast 100 year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6;, beag028.
https://doi.org/10.1093/cje/beag028
摘要
将《通论》（The General Theory）作为一种分配宏观经济学（a macro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来探讨，以表明少数人的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 of the few）全然且危险（wholly and dangerously）地与社会更广泛的利益（wider interests of society）相对立（opposed）。
凯恩斯的政策能够按照这一更广泛的利益对经济体系进行重新定位。
这一论述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宏观动态理论（macrodynamic theory）为背景——涵盖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经济统计学（economic statistics）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这些部分的总和被贴上“GDP标准”（GDP standard）的标签，作为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隐含继承者。
基于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理由，凯恩斯试图重新平衡全球劳动回报与财富回报，以保护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
在GDP标准内，经济学界的行为更多是为了维护现状（status quo），从而背离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
由于过去的教训被否认，对结果进行回顾以表明过去的错误正在重演。
思想、权力和政治的相互作用被重新评估。
关键词：凯恩斯（Keynes）；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货币理论（monetary theory）；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长期利率（long-term rate of interest）
研究背景
文章的核心问题是：
凯恩斯《通论》的真正理论内核（theoretical substance）是什么？
为什么战后主流经济学和政策实践背离了这一内核，并由此导致了当前的经济与政治困境？
作者提出，长期以来《通论》被主流经济学界与“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IS-LM模型以及“宏观动态学”（macrodynamics, MDY）捆绑在一起，但这实际上是对凯恩斯的误读。
作者主张将《通论》重新解释为一种 “分配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MOD）。
这一重新解释的背景是：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经济统计（economic statistics）和国民账户（national accounting）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套以实际GDP增长、供给潜力（supply potential）和产出缺口（output gap）为核心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ic）框架。
这套框架在战后被制度化，取代已经崩溃的金本位（gold standard），成为新的政策操作标准，作者称之为 “GDP标准”（GDP standard）。
作者认为，GDP标准不是凯恩斯理论的实现，而是宏观动态学与凯恩斯主义/IS-LM的产物，它维护现状、压制分配问题，背离了凯恩斯所追求的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
因此，文章的核心学术问题是：
凯恩斯的分配宏观经济学与GDP标准之间存在怎样的对立？
这种对立如何解释过去100年的政治经济结果，包括不平等加剧、金融危机和民族主义抬头？
核心结论
1）凯恩斯理论的实质是分配问题，而非政府支出问题。
凯恩斯认为，利率不是由自然力量的结果（a result of natural forces），而是一种 “常规”（a matter of convention）。这意味着利率的高低并非市场自然形成的均衡结果，而是可以由货币当局（monetary authority）通过政策加以调整的。
凯恩斯主张，当局应当通过货币政策压低长期利率（long-term rate of interest），从而降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提高劳动收入。这样，经济就从服务于少数富人的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 of the wealthy few）转向服务于社会更广泛的利益（wider interests of society）。
关键在于，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市场本身失灵了。作者明确指出：“the economic problem is not a failure of market forces but a failure of the setting within which market forces operate.”（经济问题不是市场力量的失败，而是市场力量运行环境的设置错误。）换句话说，市场机制本身可以良好运行，但前提是必须为它设定正确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正确的利率水平和分配结构。
2）战后建立的“GDP标准”是对凯恩斯方案的替代和扭曲
凯恩斯希望改革国内和国际的货币与金融架构，以保护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但战后实际建立的“GDP标准”并不是凯恩斯思想的实现，而是一套以增长为核心目标的技术官僚框架。
“GDP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
- 以实际GDP增长率（real GDP growth）作为衡量经济表现的核心指标；
- 以供给潜力（supply potential）和产出缺口（output gap）作为政策分析的基本工具；
- 依靠计量经济学模型（econometric models）和国民账户数据（national accounting data）来解读经济结果；
- 由中央银行、财政部等机构通过年度宏观经济报告进行操作。
这套框架起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宏观动态学”（macrodynamics, MDY），而不是凯恩斯《通论》本身。作者认为，经济学界在这一框架内更多是维护现状（status quo），而不是推动凯恩斯所主张的重塑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
因此，GDP标准实质上成为“金本位的隐含继承者”（implied successor to the gold standard），在政策效果上延续了1920年代有利于财富、不利于劳动的安排。
3）过去100年的政策失败是历史教训被否认的结果
作者用分配宏观经济学（MOD） 重新解释了20世纪以来的重大经济事件：
- 1930年代：多国通过脱离金本位（gold standard）、降低利率、实行资本管制和加强劳动保护等措施，从大萧条中复苏。凯恩斯试图将这些经验制度化为国内低利率政策和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ICU）。
- 战后初期：部分延续了这种改革方向，劳动地位相对提高，实际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但美国主导建立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而非凯恩斯设想的清算联盟。
- 198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sation）和沃尔克冲击（Volcker shock）使实际利率急剧上升，回到了1920年代的高水平。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财富利益重新占据主导。
- 结果：全球金融危机（global financial crisis）、极端不平等、南方国家债务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抬头，都是这种失衡的累积结果。
作者强调，这些失败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主流经济学界否认了过去的教训，用GDP标准掩盖了分配和权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