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paper

Kuznets at 70: The enduring significance of a curve and a hypothesis

Author: James Galbraith,Ravi Kanbur,Kunal Sen,Andy Sumner
Public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Publisher: Elsevier
Date: April 2026
https://doi.org/10.1016/j.strueco.2025.12.015

摘要

七十年前，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一个假说（hypothesis）：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内部不平等（national inequality）会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形（inverted U-shape）。

他基于当时有限的可得数据为该假说提供了初步证据，并将这条曲线（curve）的产生理论化为经济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与政治经济压力（political economy pressures）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七十年后，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依然在发展话语（development discourse）中占有一席之地：新的数据被用来检验这一假说，新的理论被提出以解释不平等（inequality）的演变，而倒U形（inverse U-shape）这一隐喻（metaphor）也被扩展到其最初的国家内部不平等领域之外。

鉴于如此丰富的历史与背景，现在正是广泛审视库兹涅茨曲线文献（literature）的恰当时机。

本概述（overview）旨在总结已有认识，并着重指出新兴的研究（research）与政策问题（policy questions）。

研究背景

这篇综述围绕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55年提出的著名假说展开：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国内收入不平等（within-country income inequality）会先上升后下降，形成倒U形曲线（inverted U-shape），即“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

库兹涅茨认为，这一过程主要由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驱动：劳动力从低收入农业部门向高收入工业/城市部门转移，初期会拉大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人口比重下降，以及社会民主制度和集体谈判等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力量发挥作用，不平等会转而下降。

七十年后，这一假说仍然是发展经济学和发展话语中的核心议题。本文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重复“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而是更广泛地审视：

国家层面的库兹涅茨曲线在今天的证据有多强？

结构转型与不平等的关系是否如库兹涅茨所设想的那样机械？

政治经济学如何解释不平等的升降？

库兹涅茨隐喻（Kuznets metaphor）已被扩展到哪些新领域？

现有数据和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框架存在哪些根本缺陷？

文章基于“库兹涅茨70年”研讨会成果，从国家曲线、结构转型、政治经济学和隐喻扩展四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与评估。

核心结论

1）国家库兹涅茨曲线的证据是不尽一致的（mixed）。
使用新的 WIID Companion 数据对多个国家进行检验后发现，只有巴西和韩国清晰呈现倒U形；中国在改革后一段时期内部分支持该假说；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和美国的不平等仍在上升或未出现下降；瑞典则因平等主义制度（egalitarian institutions）保持了较低不平等。总体而言，并不存在机械的、普遍的倒U关系。政策、全球化、金融力量等因素会显著改变曲线形状。

2）结构转型对不平等的影响比库兹涅茨设想的更复杂。
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未必会先加剧不平等，有时反而会降低不平等（Baymul 和 Sen 的研究）；而从农业直接转向低生产率服务业（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往往会提高不平等。此外，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全球价值链参与、非正规就业等新现象，使得结构转型与不平等的关系更加多样。

3）政治经济学是不平等演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库兹涅茨本人已经注意到政治决策和立法干预可能限制不平等上升。后续理论（如 Acemoglu 和 Robinson 的模型）表明，不平等可能引发革命、民主转型或独裁灾难等不同结果。巴西案例显示，增长与结构转型可能在不平等上升后通过威权政权维持“不平等加剧的积累模式”，形成“库兹涅茨诅咒（Kuznets curse）”。

4）库兹涅茨隐喻已大幅扩展，但其基础需要反思。
倒U形关系被推广到机会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性别库兹涅茨曲线（gender Kuznets curve）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等领域。但这些扩展更多是隐喻层面的类比，机制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原始假说。

5）数据和国家分析框架构成重要制约。
现有不平等数据质量参差不齐、覆盖稀疏、跨国可比性差，只有少数国家能可靠画出国家库兹涅茨曲线。同时，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可能掩盖欧洲等区域层面的不平等，也无法反映北美大陆等更大范围的一体化。文章呼吁研究者超越国家边界和国家收入账户的束缚，更多关注利率、金融资本流动、债务危机、大流行病、战争、能源价格等全球宏观力量对各国不平等的驱动作用。这既是对库兹涅茨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其70年前世界观的必要超越。

The 1966 Special Issue of the QJE on Capital Theory and Reswitching. A View from the Archives

Salvadori, Neri and Kurz, Heinz D., The 1966 Special Issue of the QJE on Capital Theory and Reswitching. A View from the Archive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7194531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7194531

摘要

六十年前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一期特刊上的关于再转换（reswitching）的专题讨论会，代表了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辩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该辩论因来自英国剑桥（Cambridge, UK）和马萨诸塞州剑桥（Cambridge, Massachusetts）的经济学家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而被称为“剑桥资本争论”（Cambridge Controversy）。

许多关键参与者的离世使得他们的个人档案得以系统性地开放，为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提供了重要的新机遇。

利用这些新获取的一手资料，本文对该特刊的缘起、所探讨的问题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全面的重建。

通过阐明塑造这场根本性辩论的思想动态，本文认为，尽管主要的理论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若干元理论（meta-theoretical）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因此，这些档案发现对于现代经济理论家而言仍然具有高度相关性（highly relevant）。

关键词

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
再转换（reswitching）
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
帕西内蒂（Pasinetti）
萨缪尔森（Samuelson）

研究背景

围绕再转换（reswitching）的争论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境。

20世纪中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 已分别发现，同一生产方法在高低不同的利润率（rate of profit）区间都可能成为成本最低的选择，即出现再转换。

不过，这些早期例子仅涉及单一商品，属于斯拉法所称的“非基本品”（non-basic）。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据此推断：一旦考虑整个经济体的基本品（basic commodities）体系，这种“反常”现象便不可能发生。

大卫·列夫哈里（David Levhari）尝试证明这一猜想，其“证明”于1965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但很快遭到质疑和反驳。

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公开论文所呈现的只是最终结果，而许多关键转折发生在私下通信、会议讨论和稿件修改过程中。

例如，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最初在1965年罗马世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大会上提交的论文，并未明确声称自己已找到列夫哈里定理的反例（counterexample），而只是批评其假设过于严格；真正的反例意识是在会后与斯拉法（Piero Sraffa）等人的讨论中逐步形成的。

类似地，萨缪尔森对列夫哈里证明的态度、加雷尼亚尼（Pierangelo Garegnani）与帕西内蒂之间关于证明路径的分歧，以及QJE特刊最终的组织方式，都难以仅凭已发表的文献得到完整理解。

随着萨缪尔森档案（Samuelson Papers）、帕西内蒂档案（Pasinetti Papers）和斯拉法档案（Sraffa Papers）的相继开放，这些幕后过程现在可以通过一手材料加以重建。

本文利用这些新近可得的原始文献，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1966年QJE特刊是如何从初始的猜想、证明与反例逐步酝酿而成的？

哪些学者在何种情境下推动了争论的发展？

他们各自提出了怎样的问题、遭遇了哪些误解、又最终达成了怎样的共识？

通过聚焦档案材料所揭示的细节，本文试图为理解“剑桥资本争论”（Cambridge Controversy）提供一个基于原始文献的微观视角，而不是重复已有的理论综述。

本文不深入讨论元理论（meta-theoretical）问题，但会指出这些问题的开放性及其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潜在意义。

核心结论

通过对萨缪尔森、帕西内蒂和斯拉法等人档案材料的系统梳理，本文还原了从1965年罗马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大会到1966年QJE特刊出版的全过程。

帕西内蒂最先对列夫哈里的非转换定理（nonswitching theorem）提出有力质疑，并在与斯拉法等讨论后形成有效反例，最终促使萨缪尔森和列夫哈里公开承认“非转换定理是错的”（the nonswitching theorem is false）。

辩论中确立并被所有相关经济学家接受的理论结果包括：

• 再转换（reswitching）是可能的：萨缪尔森的猜想和列夫哈里的证明均被否定。
• 工资前沿（wage frontier）上的再转换必然导致反向资本深化（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但反向资本深化并不以工资前沿上的再转换为前提。
• 能够排除再转换的技术替代假设确实存在，但高度限制性。布鲁诺、伯迈斯特和谢辛斯基（Bruno, Burmeister, and Sheshinski）以及森岛通夫（Morishima）等人都给出了这类条件。
• 可分解矩阵（decomposable matrix）可通过微小正系数调整为不可分解矩阵（indecomposable matrix），因此不可分解性对再转换问题并无实质影响。
• 若假定所有技术包含相同商品且所有系数矩阵不可约（irreducible），则排除了多时期生产过程（multi-period production process）的可能性，但这并非一般情形。

尽管这些理论结论清晰且得到一致接受，但参与者对它们之于新古典（neoclassical）理论的意义看法分歧。
只有帕西内蒂和加雷尼亚尼（Garegnani）深入反思了这些结论对理论本身的冲击，其余学者则止步于技术层面。

这表明，围绕资本理论的争论并未因技术问题的解决而完全终结，而是转向了更为隐蔽的层面，涉及研究者的“视野”（vision）或“意识形态”（ideology）等问题。

如布利斯（Christopher Bliss）所言：“当经济学家在资本理论上达成一致时，他们很快也将在其他一切问题上达成一致。”

然而这一预言并未实现，其原因仍需从观念动态（opinion dynamics）和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的角度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