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Colander 2000 新古典经济学的消亡 The Death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基本信息

作者：David Colander
标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消亡》（The Death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经济思想史杂志》）
卷期页码：Volume 22, Number 2, 2000, pp. 127–143
发表时间：2000年
DOI：https://doi.org/10.1080/10427710050025330

全文总结

David Colander 在该文中主张废除“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这一分类术语。他的核心论证是：

术语问题：该术语自 1900 年 Veblen 创造以来，含义经历了多次蜕变，从最初特指马歇尔的经济学，扩展到所有边际主义者，又被 Keynes 和 Samuelson 以混乱的方式使用，导致其定义严重不清晰。
危害：当前该术语最有害的用法是被异端经济学家、非专业人士和一些思想史家当作贬义词来指代现代主流经济学，这会误导学生和大众，让他们以为现代经济学仍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同。
现代经济学的本质：现代经济学在内容上高度折衷和开放，不再坚持传统新古典的六项属性——时点资源配置、功利主义、边际权衡、远见理性、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一般均衡。其真正核心特征是建模方法（modeling approach），尤其是要求模型可被实证检验（empirically testable）并适用于政策。
现代应用经济学的特点：现代应用政策模型不再要求与一般均衡一致，而是形成了“为每个目标建一个模型”的状况。这种务实建模虽有其优点，但也带来了数据挖掘和缺少理论核心的问题。
建议：作者建议用“新千年经济学”（New Millennium Economics）来命名现代经济学，该术语具有前瞻性、意识形态中立，并避免“新”、“新古典”等术语带来的历史包袱。
展望：未来纯理论将通过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和复杂性理论发展，但务实建模仍将是经济学的核心特征。经济学的未来是演化而非革命。

最终结论是：现代经济学已经根本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应当被宣告消亡，以便更准确地讲述现代经济学的故事。

主要内容

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这个术语诞生于1900年；本文提议对其实施“经济学家协助的术语安乐死”（economist-assisted terminasia）。
作者明确：他要判死刑的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content），而是这个术语（term）（虽然作者想要终结其内容）。
经济思想史家的工作是记录（record）而非决定（determine）经济学内容，但他们在描述性术语（descriptive terminology）的采用和赋予定义性内容方面是主要仲裁者，因此可以参与改变术语。

核心观点：

作为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作者主张废除“新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但并非要否定其内容本身，因为该术语已经无法准确描述当代经济学。

I. 论分类（On Classification）

分类（classifying） 本身就很难，需要把深层上不可混合的东西融合起来。
作者提出五个好的分类标准：
1. 帮助组织思考，且对非专业者（non-specialist）可理解。
2. 对多数实践者显得自然直观(natural and intuitive)，且能被被分类者接受。
3. 能在时间推移中持续有效（长期可用 work well over time）。
4. 用于描述内容，而不应带有意识形态内容（ideological content）,需要一套尽可能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的通用标准。。
5. 有前后一致的定义（consistent definition）。
作者举例：在艺术中，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极简主义（minimalist）是较好的分类；而“现代”（modern）、“后现代”（post modern）是模糊的糟糕分类。

核心观点：

分类是经济思想史家的重要工具，但任何分类都有妥协，也都存在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分类术语需要用上述标准加以检验。

II. 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分类应该消亡（Why the Neoclassical Classification Should Die）

用“新古典经济学”来描述当下正在发展的经济学，不仅无用，而且妨碍学生和普通大众理解当代经济学是什么。
该术语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被一些异端经济学家（heterodox economists）、大量非专业人士以及经济思想史家，当成描述当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研究范式的贬义标签（slur）。即，将现代主流经济学称作新古典经济学。对很多人来说，“糟糕的经济学（ bad economics ）”和“新古典经济学”几乎成了同义词。
作者认为，当今经济学家按任何合理定义都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远比20世纪初被该术语最初描述的那批经济学家更加折衷（eclectic），关注的议题也不同。
如果不喜欢现代经济学，应该直说，而不应通过术语选择来隐晦地谴责现代经济学。

核心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在今天的主要危害在于它被当作贬义词来指代现代主流经济学，这既不准确也无助于理解。

III. “新古典”术语的演变（Evolution of the Term Neoclassical）

词根“古典”（Classical）：由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47）创造，用来描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正式的经济学（formal economics）；马克思用“古典”与“庸俗”（vulgar）或“浪漫”（romantic）经济学相对照。
后来“古典”逐渐被用来概括约1776–1870年的经济学思想。
从古典到新古典（From Classical To Neoclassical）：
- 19世纪70年代，部分经济学研究范式发生质变：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边际主义（marginalism）兴起，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演绎模型更流行。
- “新古典（neoclassical）”一词最初由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900）创造，用于负面描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
- 凡勃伦创造该词时，新古典思想在美国并非主流；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比新古典思想更具影响力。
- 希克斯（Hicks, 1932, 1934）和斯蒂格勒（Stigler, 1941）扩展了“新古典”的含义，使之涵盖所有边际主义者，包括门格尔（Menger）、杰文斯（Jevons）、J. B. 克拉克（J. B. Clark）。
- 此后该词失去了最初的含义，不再特指马歇尔经济学，而是与微积分使用、边际生产力理论、相对价格分析联系起来。
- 凯恩斯（Keynes, 1936）把古典学者和新古典学者混在一起，都称为“古典学者（Classicals）”，用来与“凯恩斯主义”（Keynesian）对照。
- 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5）在教科书第三版中发展了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在该综合中，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争论得到调和。这又增加了该术语的混乱。

核心观点：

“新古典”一词从1900年凡勃伦的负面用法，经过希克斯、斯蒂格勒、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人的不断改造，含义已经发生多次蜕变，导致当前含义严重不清晰。

IV. 该术语当前的使用情况（Current Use of the Term）

最频繁使用“新古典”的是异端经济学家（heterodox economists）；主流经济学家大多不使用，即使使用也不假思索（unthinkingly），如“新古典增长理论”（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或“新古典综合”。
经济思想史家对该术语的使用是“割裂”和“前后矛盾”（schizophrenic and inconsistent）。
大多数著作沿用斯蒂格勒的思路，将杰文斯、马歇尔、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门格尔等学者归入新古典经济学家，因此新古典时期从1870年开始，大约结束于1930年。
举例：
- 巴克豪斯（Backhouse, 1985）把新古典时期定为1890–1939，但书末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未终结，而是融入到现代经济学。
- 埃克隆德和赫伯特（Ekelund and Hebert, 1997）把新古典起点提前到1840年左右（包括古诺 Cournot 和杜普伊 Dupuit），但未说明其终点，并似乎暗示新古典经济学后来成为现代主流理论。
- 斯坦利·布鲁（Brue, 1994）将杰文斯和门格尔归为边际主义学派（marginalist school），把马歇尔、埃奇沃思、J. B. 克拉克、爱德华·张伯伦与琼·罗宾逊归为新古典学派**（neoclassical school），并将1935年定为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阶段的开端。
- 马克·布劳格（Blaug, 1985）不把“新古典”用于描述边际主义，但在讨论宏观理论和批评现代理论时使用该词。
通俗用法中，“新古典”有两种分离的含义：
1. 描述1870–1930年代的经济学；
2. 在和当代非正统思想对照时，用来描述现代经济学。
作者认为这两种用法只有在现代经济学本质上与早期新古典相同的情况下才具备逻辑自洽性，但现代经济学已经根本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
作者认同，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内容仍然保留在现代经济学之中。
但作者尤为强调，现代经济学在根本上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世界观更加广阔，远比新古典术语所能概括的内容更加折中（eclectic）。
新古典经济学消亡的时间大约在1935–2000之间，其消亡是渐进的。希克斯《价值与资本》（1939）和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1947）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收尾之作，之后的重要工作已经属于“现代经济学”。
作者主张：为现代经济学确立一个更宽泛、更贴切的分类、一套新的经济学学派概念，并把核心思想周边的衍生理论也纳入其中。就像当年新古典对照古典那样，新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形成对照。
作者并非独自主张废除该术语：
于尔格·尼汉斯（Jürg Niehans）完全不用该词；
布劳格认为战后正统经济学应当有一个全新的标签；
希克斯1983年也建议废除新古典这个术语；
阿斯普罗莫戈斯（Aspromourgos, 1986）和法亚兹马内什（Fayazmanesh, 1998）也得出结论认为该术语应该被弃用。

新古典学派的特征（Attributes of the Neoclassical School）

作者列出多数经济思想史教材中体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六个主要属性：

关注特定时点下的资源配置（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t a given moment in time）。这体现在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定义中：稀缺资源在不同目标之间的配置。
接受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some variation of utilitarianism）作为理解经济运行的核心。
关注边际权衡取舍（marginal tradeoffs）。新古典经济学随微积分进入经济学而兴起。
假定有远见的理性（farsighted rationality），以配合约束最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框架。
接受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
围绕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概念来构建框架。这一条较有争议；熊彼特（Schumpeter）把一般均衡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定义，但这样马歇尔就会被排除出新古典经济学。

核心观点：

经济思想史家对“新古典”的用法极不一致，该术语有两个互相矛盾的通俗含义。作者列出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六个核心属性，为下一节对比现代经济学做铺垫。

V. 现代经济学与六个特征（Modern Economics and the Six Attributes）

作者的主张：现代经济学不要求坚持上述六个特征，它更加折衷。
因此，作者反对使用“新古典”一词来描述现代经济学。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偏离可追溯到1930年代。
逐条对比，以说明现代经济学在哪些方面与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
1. 关注特定时点下的资源配置：这一关注早已落幕，相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研究转向跨期配置（allocation over time）。1990年代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是主流理论且显然不属于新古典。
2. 接受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现代经济学家很少接受功利主义，效用理论（utility theory）在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没有操作性使用。初级和中级教科书仍讲授功利主义主要是出于教学原因。
3. 关注边际权衡取舍：研究生课程和顶尖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中，微积分已不再是核心。博弈论（game theory）几乎完全取代微积分成为现代研究生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建模工具；数学工具转向集合论（set theory）和拓扑学（topology）。
4. 假定有远见的理性：现代经济学接受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基于规范的理性（norm-based rationality，可能通过演化博弈论建立）、经验确定的理性（empirically determined rationality）。
5. 方法论个人主义：仍占主导，但正受到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ists）、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ists）和新制度主义者（New Institutionalists）的挑战。
6. 一般均衡：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和均衡选择机制（equilibrium selection mechanisms）成为重要研究课题。熊彼特曾把单一均衡作为科学的要求，但现代理论经济学家愿意考虑多重均衡（不再是研究禁区）。

核心观点：

现代经济学不把传统新古典六属性作为必须坚持的约束性要求；
在内容上，它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开放和折衷。

VI. 顶尖现代经济学家（Top Modern Economists）

作者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仍在被使用。
作者主张：它们不再是具有约束性的特征；不再是当代经济学家想要取得一定成就所必须遵守的硬性要求。学者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研究脉络，依旧被视作主流经济学家。
作者列举一批顶尖现代经济学家，说明他们各自在部分工作中都超出了“新古典框架”：
- David Romer, Buz Brock, Richard Thaler, William Baumol, George Akerlof, Joe Stiglitz, David Card, Alan Krueger, Paul Krugman, Ken Arrow, Amartya Sen, Thomas Shelling 等。
有人可能反驳说这些人是偏离新古典核心的异端经济学家，但作者认为这不对：
- 第一，这些人不认为自己是异端经济学家；将他们归为异端违反了分类应被实践者接受的标准。
- 第二，他们都受高度尊重，任职于或被顶级研究生院录用。作者对异端的试金石是：能否在主要研究生院获得教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是异端；上述这些人不是。
就内容而言，现代经济学至少勉强愿意接纳新想法，尤其在前沿（cutting edge）研究上。

核心观点：

传统新古典属性不再是判断一个研究是否属于主流的必要条件。
许多顶尖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新古典框架。

VII.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特征（The Central Attribute of Modern Economics）

如果研究内容不能定义现代经济学，那么定义它的是研究方法（method）。
现代经济学对各类假设与研究内容的包容度极高，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极为狭隘。
索洛（Solow, 1997）和尼汉斯（Niehans, 1990）都强调：建模方法（the modeling approach）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要素。”
建模本身不是目的，正式的建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模型可被实证检验（empirically testable），并且能够借助规范统计技术应用于政策分析。
因此，“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定义已不再能描述经济学家实际开展的工作。
更好的定义是：“借助可实证检验的模型，研究经济体与经济政策。”
凯恩斯的备选定义：“经济学是依托模型进行思考的科学，同时也是选择契合当代世界的模型的艺术。”
这些新定义强调的不是内容，而是方法：
现代经济学是“模型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model）。

核心观点：

现代经济学的内容高度多元，但在方法上高度统一：核心是建模方法，尤其是要求模型具有可实证检验性和政策可适用性。

VIII. 适配各类目标的模型（A Model for Every Purpose）

经济学家一直都在使用模型（以前+现代）。区别在于使用模型的方式。
区分纯理论模型（pure theory models）与应用政策模型（applied policy models）：
规范建模（Formal modeling）一直是经济学纯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类纯理论模型高度形式化，具备深厚的数学基础。例如魁奈、李嘉图、古诺、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等。（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处理这类规范模型）
现代经济学与早期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应用政策模型（applied policy models）。
以前经济学家（如斯密、马歇尔）将政策问题思考当作一种艺术（art）来处理；纯理论模型作为背景基础，在应用模型时重点强调合理性与批判性思考。
现代经济学中，应用政策模型必须至少在原则上能被直接实证检验（directly empirically tested）。以艺术标准来看，它们已经高度形式化，因此被一些观察者称为形式主义（formalist）。
现代的建模方法源于19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Keynesian macroeconomics）和马歇尔的实用政策方法，但加入了计量经济学检验（econometric testing）的要求。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马歇尔式政策方法：简化模型被推到舞台中央，而用于融合各类假设、最终得出模型结论的判断（judgment）则退居次要位置。
现代应用政策建模的另一特征：除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工作外，这些模型几乎不需要与一般均衡理论保持一致性。现代应用型微观经济学，就是一堆适配不同目标的模型集合。

实用模型并非一直与纯理论模型相互割裂

1950–60年代，人们曾希望应用模型由一般均衡理论指导。1957年阿罗–德布鲁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时，人们曾希望纯理论与实际应用能并行发展。但到1970年代，经济学家认识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工作无法达到“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这种认识使经济学家得以摆脱束缚，转而研究那些与一般均衡理论不相一致的实用政策模型。。
这解释了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等与正式一般均衡模型不相容的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s）的出现。
这类“实用模型（practical models）”只要能对问题提供一定解释力即可。索洛称这种方法为“松散拟合的实证主义”**（loose fitting positivism）。
微观经济学：演变为“模型大杂烩（a grab bag of models）”。
现代宏观经济学：
始于20世纪40年代：一系列临时构建、与一般均衡理论不一致的特设模型（ad hoc models）
50、60年代：折衷建模的典范；侧重总量关系，不要求微观基础（micro foundations）。
新古典革命（New Classical revolution）挑战了这种状况，主张凯恩斯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并与一般均衡一致。19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因提供相对简单的建模标准而短暂盛行，但适用性一直存疑。
20世纪90年代初：新古典革命已基本结束。大多数经济学家意识到一般均衡无法直接套用到现实经济体；新凯恩斯模型（New Keynesian models）包含远见理性，但主要是局部均衡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模型的洞察力都有限；宏观理论研究焦点转向增长，应用宏观回到务实、特设的建模思路（ad hoc modeling）。

核心观点：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变化不在“是否建模”，而在应用政策中把简化模型推到中心并默认其可独立于一般均衡理论使用。这导致现代微观经济学成为大量“适配不同目标的模型”的集合。

IX. 现代应用经济学存在的问题（Problems with Modern Applied Economics）

现代转向应用建模（applied modeling）在许多方面值得称赞。它是经验性的（empirical），并且试图避免早期那种空谈说教（pontificating）。现代应用建模通过模型来考察实证证据。
但它也有问题
由于与一般均衡理论的联系已被切断，没有理论核心来限制假设。
现代应用经济学本质上是数据挖掘（data mining），只不过披上了一些“科学实证检验”（scientific empirical testing）的外衣，弱化了特设性（ad hoc）。
作者澄清：数据挖掘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当做数据挖掘时，会大幅削弱用规范统计方法检验（formally statistically test）结论的能力。如果模型的假设是特设的，那么得出的结论同样是特设的。这并不代表模型无法进行非正式的实证检验、无法和现实对照，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诉求是对模型开展规范实证检验（formal empirical testing ）。它通过为模型披上科学外衣，避免空谈说教。因此在我看来，现代应用型经济学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因学术职业中的发表激励（incentives for publishing）而恶化。这些激励导致为特设的实用模型选择假设时，常常依据的是其发表可能性，而发表要求“漂亮”的结果和经验统计上的可适用性，而不是假设的合理性。这些问题正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已经偏离了新古典假设并变得更加折衷而产生的。

核心观点：

现代应用经济学虽然看似实证化和科学化，但由于它与一般均衡理论脱钩，又缺乏理论核心来约束假设，实际上走向了带有科学外衣的数据挖掘；学术发表激励进一步加剧了为“漂亮结果”而非合理性选择假设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属于现代经济学自身的新问题，不能归咎于新古典经济学。

X. 新千年经济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New Millennium Economics）

一种理论只能被另一种理论取代；一个术语只能被另一个术语取代。
新古典术语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一个可替代的术语。
作者讨论了几种已经提出的替代术语：
- “新古典”（new Classical）：由杨小凯（Xiaokai Yang）和 Siang Ng（1994）提出，用以描述现代经济学。问题在于：（1）该术语已经被用来描述一种宏观经济学理论；（2）现代理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古典”，并不清晰；（3）使用“新”这种分类是短视的，会导致长期混乱。
- “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这是 Stanley Brue 对现代经济学的称呼。问题在于：（1）大多数政策模型并不使用很深奥的数学；（2）忽略了建模当中的实证检验环节；（3）像 Solow 这样的实践者不喜欢这个称呼。
- “形式主义”（formalist）：也因类似原因不适用。
- “建模时代”（the era of modeling）：Jürg Niehans 在划分现代时期时提出的。该术语具有描述性，并且能被多数实践者接受（Solow 也强调现代经济学的建模特征）。但问题在于它未能捕捉现代应用政策建模的性质，尤其是它以特设方式简化模型，再开展实证检验的倾向。
- 作者指出，经济学家从来都在建模；区分不同方法的是建模的性质。因此，“特设建模者”（ad hoc modelers）或“折衷建模者”（eclectic modelers）会更具描述性。
作者提议：把现代经济学称为“新千年经济学”（New Millennium Economics）。这是遵循 Schumpeter 用时代（temporal）来划分学派的思路。其优点包括：
1. 符合“千年热”（millennium rage）；
2. 它是前瞻性的，因此不必处理 1930 年至 2000 年间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有人可以视之为过渡期，也有人可以视之为新千年经济学的早期开端；
3. 它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不带有“古典”、“凯恩斯”或“新”等术语的额外负担（尽管到 3000 年时需要再次改变）；
4. 它容易拆分，例如可以有“二十一世纪早期”和“二十一世纪晚期”分支。

核心观点：

现有替代术语各有缺陷。作者建议用时间性的、意识形态中立的“新千年经济学”来命名现代经济学，以取代含义混乱的“新古典经济学”。

XI. 结论（Conclusion）

作者简要展望未来经济学变化。
变化的驱动力来自理论发展，使现代经济学能够处理实用特设模型（practical ad hoc models）与纯理论一般均衡模型（pure theory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之间的脱节。
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要么改变基础纯理论，要么改变应用政策研究工作。
作者认为两者都会发生。
在纯理论方面，研究有两个互补方向：
1. 基于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辅以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发展出的一般均衡理论。
2. 复杂性理论家（complexity theorists）的工作。该方法提供了一种替代一般均衡基础的选择。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如何检验实际模型和如何决定假设上。作者认为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将发挥核心作用。实验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在博弈论模型所产生的各种均衡之间进行选择的方法。作者认为，正是实验经济学带来的希望，才使博弈论现在得以成功，而以前未能成功。实验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检验和应用经济模型的方式，因此将显著增长，并成为二十一世纪经济学的重要支柱。虽然目前按作者的研究生院标准，实验经济学尚未成为主流，但他预测它很快会成为主流。原因是：做好实验经济学所需的训练与做标准演绎经济学的训练根本不同，因此将其融入课程不是一个边际过程，而是一个跳跃过程（jump process）。
作者认为，尽管未来一个世纪经济学会有很多变化，但作为经济学家主要工作焦点的务实建模（pragmatic modeling）将继续存在；它将是新千年经济学的标志。当前经济学在制度上是稳定的；它能获得足够资金让实践者继续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未来将是演化（evolution），不是革命（revolution）。
正是在思考如何讲述这种演化的故事时，作者得出结论：新古典这个术语必须消亡。现代经济学从根本上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如果我们要有效地讲述现代经济学的故事，就必须有一个能够体现这一点的现代经济学名称。

核心观点：

未来经济理论将通过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和复杂性理论来弥合理论与政策的脱节。但无论经济学如何变化，务实建模仍将是核心特征。因此，必须用一个能反映现代经济学根本差异的新术语来取代“新古典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