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trepreneur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Hunting for Heffalumps in the Early Economic Analysis
By José M. Menudo
ISBN 9781032877570
168 Pages
Published August 15, 2025 by Routledge
注：书名源自经济学家彼得・基尔比（Peter Kilby）提出的类比：他将企业家研究比作《小熊维尼》中的故事 —— 企业家就像 “长鼻怪”（Heffalump），是学者们反复搜寻却始终难以精确定义的形象。
介绍
现代经济理论已将企业家这一角色边缘化（marginalised），尽管他们在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家作为经济主体在启蒙运动期间声名鹊起，但在那个时期并未就这一问题形成共识。
本书探讨18世纪和19世纪初经济思想中企业家的角色，填补了经济学史学（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s）中的空白。
本书重新评估了主要经济思想家对企业家的相互冲突的观点（conflicting views），这些思想家包括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大卫·休谟（David Hume）、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A.R.J.杜尔哥（A.R.J. Turgot）、亚当·斯密（Adam Smith）、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
他们在各种经济辩论中对企业家角色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些辩论涉及经济增长、价格形成（price formation）、生产概念、经济主体的构造（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agents）、创新以及资本市场。
这些辩论和论著凸显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然而这一人物后来却被排除在经济学的古典经典（classical canon）之外。
本书探讨了企业家活动作为经济理论中公认的生产要素的出现，启蒙运动经济学家（Enlightenment economist）的贡献与联系，以及这一概念消失（disappearance）的原因。
本书将引起经济思想史、创业与管理史、经济史以及更广泛的经济理论读者的极大兴趣。
主要内容
导论（Introduction）
1 必要的理论框架（A necess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坎蒂隆与重农学派：从商人到企业家（Cantillon and the physiocrates: From merchants to entrepreneurs）
3 A.-R.-J. 杜尔哥：探寻生产要素中的企业家维度（A.-R.-J. Turgot: In search of an entrepreneurial factor of production）
4 英国学术传统与创造性破坏型企业家（The British tradition and the creative-disruptive entrepreneur）
5 让 – 巴蒂斯特・萨伊：古典经济学体系中的企业家角色（Jean-Baptiste Say: An entrepreneur for classical economics）
6 终章：荒原之上，收获寥寥（Final Chapter: Little to harvest in the wasteland）
书评
书评一：
Robert F. Hebert; The Entrepreneur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Hunting for Heffalumps in the Early Economic Analysis by José M. Menudo.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 June 2026; 58 (3): 483–486. doi: https://doi.org/10.1215/00182702-12436630
……
在这本书中，何塞·梅努多处理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企业家没有明确进入古典经济学——这一体系由亚当·斯密在18世纪晚期开始系统化。梅努多的推理是，早期关于商人（merchants）角色与功能的著作中一定存在一个萌芽状态的企业家（embryonic entrepreneur），于是他在斯密之前撰写商人和发明家（inventors）问题的经济作家网络中追猎长鼻怪。他将自己的考察限定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经济分析中企业家的角色”。他的探究横跨英国作家托马斯·孟（Thomas Mun）、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大卫·休谟（David Hume）、乔赛亚·蔡尔德（Josiah Child）和伯纳德·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他考察了来自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德·沃邦（Se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Boisguilbert）、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尼古拉·博多（Nicolas Beaudeau）、A.R.J.杜尔哥（A. R. J. Turgot）以及博诺兄弟——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和艾蒂安·博诺·德·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的思想。
在法国作家中，坎蒂隆脱颖而出，因为他明确区分了资本家（capitalist）与企业家。杜尔哥则在商人和资本家之间摇摆不定，但根据梅努多的说法，他仍然“通过将企业家功能置于交换的背景中，使把企业家从对资本的完全依附中解救出来成为可能”。可惜的是，他并未将这一创新扩展到生产——古典经济学的核心（centerpiece）。除了坎蒂隆之外，前古典作家（preclassical writers）在讨论商人和发明家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独立于资本所有者来解释资本的使用。
梅努多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
（a）他强调了企业家思想在学者网络（networks of scholars）中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关注个体，这确立了该主题上比通常认为的更大的连续性（continuity）；
（b）他引入了一个还原性模型（reductive model），该模型借鉴了近期贡献以澄清早期的分析。
前者有助于认识启蒙运动所促进的思想的国际传播，当时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克服地理和文化障碍以推进西方思想。后者看似平淡无奇，但一些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该技术值得反对，理由是它忽视了关键的历史背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梅努多展示了这一技术如何能被用来对过去的思想进行分类（categorize）和澄清（clarify）。
他引入了一个四向量模型（four-vector model），目的是阐明企业家精神的多面性，即使在其最早期的表述中也是如此。
梅努多的向量与那些努力解决企业家角色与功能的著名经济学家相关联。具体来说，他借鉴了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iebenstein）、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企业家。这些作者各自持有的不同观念，赫伯特和林克（Hebert and Link，1982，1988，1989，2006a，2006b，2009）已作了更详细的描述。一个摘要就足以满足我们的目的。莱本斯坦（Liebenstein，1969，1979）强调企业家在减少经济低效率（economic inefficiencies）方面的作用。柯兹纳（Kirzner，1973，1979a，1979b，1985）将企业家描绘为对迄今未被认识的获益机会保持警觉（alert）的人。奈特（Knight，1921，1951）将企业家表示为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济行动者。熊彼特将企业家塑造为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这是动态经济中经济发展的源泉（Schumpeter 1928，1934，1939，1947，1950，1965）。
梅努多追猎长鼻怪的结果是，他为将企业家显著纳入经济理论确立了一个前古典背景（preclassical context）。这种纳入的失败正是他所处理的历史编纂学空白（historiographic gap）。尽管J.B.萨伊尽了最大努力——他在许多方面是斯密的追随者——但上述纳入还是失败了。孔狄亚克（Condillac）在杜尔哥和萨伊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但资本预付（advance of capital）——主要体现为工资基金学说——仍然是古典经济理论中生产的中心。企业家成了理论戏剧中的边缘角色，大多置身事外旁观。李嘉图以及后来的马克思最终通过彻底取消企业家而消除了模糊性（ambiguity）。
面对梅努多所呈现的证据，人们很难不同意古典经济学家错过了一个机会。但即使填补了历史编纂学空白，棘手的问题依然存在。鉴于长达三个世纪的推测和辩论，为什么企业家未能在经济科学的编年史（annals）中找到一个稳固的位置（firm niche）？显然，迄今为止存在一些被证明是难以解决的方法论障碍（methodological hurdles）。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依赖比较静态学而非动态模型。企业家不容易融入这类模型，因为他们的角色与功能本质上是动态的。因此，企业家未能在经济学中找到合适位置，很可能是因为一种偏向比较静态学而非动态学的方法论选择。在人类行为主体的动态行为建模得到广泛掌握之前，我们或许不得不屈从于自身真实处境的平庸（mediocrity）。企业家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等待他应得的地位。
书评二：
Zoi Pittaki (2026) The Entrepreneur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Hunting for Heffalumps in the Early Economic Analysis, History: Reviews of New Books, 54:4, 75-76, DOI: 10.1080/03612759.2026.2683317
……
梅努多并没有将该时期的思想家当作彼此孤立的人物来对待，而是主张他们的贡献构成了一场连续的思想演进。作者讨论了坎蒂隆（Cantillon）、杜尔哥（Turgot）、休谟（Hume）、斯密（Smith）和萨伊（Say）等主要人物，展示了他们各自如何以不同方式处理企业家功能。该书突出了在这些思想家那里反复出现的若干关于企业家功能的分析框架——从作为不确定性承担者的企业家，到利润发现者，再到创新驱动者。
梅努多还表明，不同思想家在企业家精神和国民财富起源问题上持有分歧的看法。他指出，例如斯密偏好渐进改良（modest improvements）和渐进经济增长，而非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而萨伊则认为，没有企业家功能，生产性进步根本不可能实现。作者还强调了另一个维度，它进一步使该时期对企业家形象的理论处理复杂化：尽管每种情况下的原因各不相同，若干作者怀疑企业家活动是否真正服务于国家的集体福利（collective welfare of the nation）。
本书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尽管思想界广泛关注，为什么企业家从未在古典经济学中获得牢固地位。书中给出了若干解释；其中一个被指出的障碍是始终难以将企业家与资本家（capitalist）区分开来。另一个障碍则在于对企业家的功能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共同善（common good）存在不同看法。梅努多的分析表明，萨伊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最雄心勃勃的尝试，但即便他的努力也被证明是不充分的，企业家仍然“缺席于古典经济教条（classical economic canon）”。
……总体而言，梅努多的著作在若干方面对既有文献作出了独特贡献，主要是通过提供对早期政治经济学中企业家地位的系统重建（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梅努多证明，该研究涵盖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围绕企业家塑造了一个连贯的思想传统。该著作的另一个贡献是比较了企业家活动的不同观念，揭示了早期关于创新、生产、增长和经济协调的辩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此外，作者还考察了一个此前学术研究或许提出过但未深入探讨的问题：尽管企业家在思想话语（intellectual discourse）中具有突出作用，为什么这个形象最终还是被排除在古典经济教条之外。通过同时考察企业家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出现和消失，梅努多对这一概念的命运给出了比以往尝试更为完整的说明。
然而，该研究常常将概念起源置于批判性评价（critical evaluation）之前。梅努多相当细致地重建了不同思想家如何识别和评价企业家，以及这些思想如何随时间演变，但对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条件关注相对有限。这些条件既塑造了企业家活动本身，也塑造了18、19世纪主要经济思想家理解和评价它的方式。更广泛地说，那些不仅影响企业家精神所采取的形式，而且影响其被社会感知方式的语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要么在分析中缺席，要么只是被简要提及。因此，该书有时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企业家主要被当作经济话语（economic discourse）中的一种思想范畴（intellectual category）来处理，而不是一个嵌入具体历史过程中的人物。尽管如此，这一局限并不减损该书的整体贡献，其各个方面已在上文呈现。梅努多分析的洞见不仅对经济思想史学者有用，而且对从事企业家精神历史进路研究以及更广泛的企业家精神研究的研究者也将有所裨益。
书评三：
Tristan Velardo, « José M. Menudo, The Entrepreneur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Hunting for Heffalumps in the Early Economic Analysis », Œconomia [En ligne], 15-4 | 2025, mis en ligne le 01 décembre 2025, consulté le 06 octobre 2026.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oeconomia/19805 ; DOI : https://doi.org/10.4000/15eah
……这本书被证明是对18世纪到19世纪企业家理论的一种有用且具有教学性的综合。最令人振奋的章节是那些将几种企业家理论带入对话（dialogue）的章节，例如第二章，专门讨论企业家人物的出现，以及第四章，专门讨论英国传统。更“专题性”的章节（例如关于杜尔哥的章节或关于萨伊的部分）对辩论的原创性贡献较少，但作为综合仍然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