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yth of the Global Market：A Marxist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By Giulio Palermo
Copyright 2025
ISBN 9781032726175
204 Pages
Published July 20, 2026 by Routledge
https://www.routledge.com/The-Myth-of-the-Global-Market-A-Marxist-Critique-of-Neoliberalism/Palermo/p/book/9781032726175
简介
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甚至唯一可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市场以理性（rationality）、效率（efficiency）以及与民主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 with democracy）等最高原则为支撑。
这些真理得到经济学家的支持，而经济学家这一群体把自己呈现为公正的专家（impartial experts），能够独立于意识形态（ideology）或政治干预（political intrusion）运作。
本书质疑这些“科学真理”（scientific truths）。
它讨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经济理论中往往被隐含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s）。
它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关键支柱——新古典学派（neoclassical school）和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这两种经济思想流派——的主张，以及它们所传播的关于市场的各种神话（myths）。
本书表明，理论市场（theoretical market）——公平市场（fair market）、自由市场（free market）、机会均等的市场（market of equal opportunities）、作为财富生产者的市场（market as producer of wealth）、作为发现和分享信息之论坛的市场（market as a forum for discover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与现实之间存在深刻分裂。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现实主义问题。
问题还涉及这些理论所理想化的完美市场（perfect market），后者通过一个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的过程受到批判，从而揭示隐藏在市场神话（market myths）背后的真实意识形态内容（ideological content）。
异端经济学派曾多次尝试超越这种有缺陷的市场观（flawed view of the market）。
然而，这些尝试很难获得主流关注，因为新自由主义心态（neoliberal mindset）拥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cultural and political dominance），而这种心态却被宣称为客观和中立（objective and neutral）。
最终，本书主张，需要用一种基于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逐步去商品化（progressive decommodification）的替代方案来对抗新自由主义，以降低市场在现实中和想象中的重要性（the real and imagined significance of the market）。
本书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端经济学以及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批判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书。
目录
引言（Introduction）
1 市场的“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the market）
2 市场与民主（Market and democracy）
3 市场及其神话（The market and its myths）
4 理论市场与现实市场（Theoretical and real markets）
5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Post-walrasian economics）
6 市场价值观（Market values）
7 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
8 结论
序言 Foreword
在本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结合经济思想中的古典分析（classical analysis）而得到了具体化（actualized）。因此，这是一种从经济科学内部出发的探究，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这一形象本身、对其所声称的中立性（neutrality）以及对其自以为可以超然于各方之上将自己呈现为关于调节经济机制（mechanisms regulating the economy）的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因而不容置疑的指示（objective and necessary indication）的精确而顽强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
朱里奥·巴勒莫首先通过证明市场文化（market culture）的科学基础的不一致性来对抗它。市场所谓的合理性、效率、可欲性（desirability）和必然性实际上具有意识形态的和有偏见的内容（ideological and biased content），这严重制约着科学思维。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ideology of individualism）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由此导致个人主义滑向消费主义（consumerism），在市场博弈（market game）中推导出绝对道德（absolute morality），否认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并将‘自由’市场规则（‘free’ market rules）神圣化（sanctification）。
但市场的博弈及其效率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限制（growing limits），不仅从市场本身的运作（functioning）及其结构（structure）的角度看是客观的（objective）限制，而且从需求侧看，在个人偏好（individual preferences）与共同利益（common good）之间复杂且从未解决的关系中，也存在主观的（subjective）限制。正是在这里，在这些主观和客观的边缘地带（margins），基于资本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矛盾，反对剥削的斗争问题得以界定。
因此，巴勒莫的书具有高度批判性，不仅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设，而且因而也针对所有那些将市场原则（market principles）据为己有的左翼人士：事实上，只有从拒绝将交换价值逻辑（logic of exchange values）作为合理性（rationality）和社会效率（social efficiency）的表现出发，才能根据马克思思想确定一种基于使用价值（use values）和民主决定的社会优先事项（democratically determined social priorities）的合理性标准（criterion of rationality）。
这是全书的中心轴（central axis）。论证的线性展开（linear development）在其进程中自然也开辟了一些括号（parentheses），讨论沿着布满地雷的道路（mined roads）展开理论探究的风险：这些道路虽然脱离了古典理论的硬核（hard core）并对其加以批评，但却没有质疑其前提预设（presuppositions）。其中关于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等人的激进理论（radical theory）所展开的评注（annotations），以及巴勒莫不时对所谓“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所作的评注，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另一个有趣的部分涉及所谓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以及古典理论（classical theory）用以补救它们的形式。
我们可以继续坚持分析中的其他重要论点。但更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批判与其对象之间的内在性（internality）。古典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内部被消解。作者紧咬不放，在许多情况下留下了一种批判的印记，这种批判总是想要揭示重建的焦虑（anxiety of reconstruction）。事实上，这也是一本具有教育意义的书，对每个读者都有用：书末附有一份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术语表（glossary），涵盖其已逾百年发展的历程，该术语表在澄清某些概念和/或充斥经济学家语言的方法论成见（methodological stereotypes）的同时，有时也对其进行去神秘化。
然而，本书的根本性质仍是政治的（political）。在认识到市场局限性的背景下，民主原则的实现通过四个相互依存的条件得到确认：绝对民主程序（absolute democratic procedures）的界定，通过有意识的计划（planning）工具来调节的经济空间（economic space）的扩展，渐进地确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ies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以及我们生活的逐步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
这些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任何超越马克思都无法回避的要素。感谢作者提醒我们。
作者：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
前言 Preface
本书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议题交织在一起。然而，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本关于批判经济学（critical economics）的书。与当今主导经济理论的方法相反，本书不声称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也不追求对现存经济和社会关系（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提供一种一致同意的观点。
相反，本书基于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capitalist economic relations）本质上是对抗性的（ nature conflictual），因此，声称任何一种特定世界观（worldview）具有优越性，或寻求可被视为一致令人满意的理论解决方案，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理论立场与主流经济理论自我标榜的科学中立性（scientific neutrality）公然冲突。实际上，主流经济理论明确拒绝引入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s），认为它们与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性质不相容。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不喜欢谈论价值判断以及意识形态（ideology）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问题在于，避免对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所基于的价值观进行明确讨论，并不足以从经济理论中去除价值判断，而只会把必然带有意识形态内容的科学处方（scientific prescriptions）冒充为中立的东西。
因此，布尔乔亚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bourgeois economics）所标榜的客观性（objectivity）在理论层面上被拒绝并受到了明确的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所展开的批判只有在一方信奉某种特定的伦理或政治立场（ethical or political position）时才有效。事实上，这种批判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立场进行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的过程来展开的，目的是揭露它所反映的经济利益（economic interests）以及隐藏在其规范处方（normative prescriptions）背后的政治便利（political conveniences）。这项工作不需要采纳任何特定的道德领域（moral sphere）或意识形态路径（ideological approach）。它仅仅是使经济和政治行动的指导性价值观（guiding values）变得明确，这些价值观由于便利或无能（convenience or incompetence）的关系，被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和所谓的“专家”（experts）在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话语（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中保持为隐含状态/隐而不宣（implicit）。
在拒绝了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客观性之后，在本书最具前瞻性内容的部分中，尽管我将仅限于考虑旨在克服所展开批判的提议，但我不会做任何努力来隐藏我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信念（political convictions），也不会犹豫去明确讨论今天在议会大厅、国际论坛以及尤其是街头（但唉，在科学辩论中越来越少）所面对和冲突的不同道德价值体系和政治立场。正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论证的，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绝不可能是绝对和普遍的，因为它必然反映理论家的信念和价值观，哪怕只是在界定待分析的问题和选择分析工具（但有时也在理论结论中）方面；在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里，理论家绝不能被视为超脱于各方之上（above the parties）（Myrdal, 1969）。面对这种情况，在方法论正确性（methodological correctness）层面，人们所能做的只是明确地处理价值话语，陈述自己的动机，并说明不同意识形态前提（ideological premises）所产生的理论含义。
显然，在关于建设一个更能回应被认为最合适的道德原则的社会经济体系的辩论中，没有理由期望达成一致的道德或政治共识。相反，不同观念以及政治行动者的不同关切和愿望被公开地交锋，是完全可取的。从这个角度看，我当然不指望我在这里或那里引入的道德和政治反思会免受来自不同路径的批评。然而，这并不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去神秘化过程，这一过程意在成为本书真正的科学贡献：对现存经济和社会体系及其神秘化表征（mystified representations）的批判，实际上丝毫不取决于是否采纳某个特定的道德领域。这使得去神秘化不会遭遇那些纯粹意识形态性的社会道德化尝试所遇到的批评，后者的有效性始终从属于一开始就对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政治角度看，当前的工作只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目标，那就是揭示引导经济和政治干预的价值观，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交往逻辑（capitalist logic of social interaction）进行更一般性重新思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明确处理价值话语时，最大的障碍或许是政治和经济辩论中对待意识形态和道德哲学问题的肤浅性。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思维（neoliberal thinking）诉诸那些不容置疑的价值，比如自由，如今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道德话语进行神秘化（mystification）的最先进形式。
在哲学层面上，自由主义学说绝不意味着捍卫一个一切都被允许的世界，一个所有权利都被置于平等地位的世界。相反，要捍卫某些被视为基本的权利，必然要求对任何人的行为自由（freedom of conduct）施加约束和限制。有些价值观是可以被质疑的，而另一些价值观，根据自由主义（但根据其他意识形态路径也是如此），必须被认为是更高层级的，因此必须被视为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inviolable and inalienable）。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自由作为一个基本价值而不加具体说明或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毫无意义的。杀人的自由不能与活着的自由置于同一层级。一个国家军事占领其他民族领土的自由不同于一个民族保卫自己领土的自由。在市场上买卖产品的自由不同于在社会中公开信奉自己的政治或宗教信仰的自由。存在一个价值和权利的等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上，分歧和政治对抗是合乎逻辑的，但否认它则是荒谬的。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对抗要经过对不同价值观和权利优先级的讨论，但不能这样推理，仿佛不同形式的自由全都具有同等的道德尊严（moral dignity）。首先，因为在一个复杂互动的世界里，一个人的自由就是对另一个人的约束。其次，因为某些自由的保障只有通过制定规范、规则和约束才能实现，而这些规范、规则和约束必然会限制其他类型的自由。
但真正的悖论在于，在经济领域，正是市场关系中的自由导致了对所有权利的践踏，甚至包括那些从价值角度反思后会被认为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权利。随着每一种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都转变为市场关系（market relationship），权利，甚至那些被认为在道德上不可剥夺的权利，都会获得一个价格，在这个价格上它们实际上可以被让渡。在许多人看来，健康没有价格。然而，当医院护理或药品的市场被创造出来时，健康的价格就被设定了，那些付不起这个价格的人就在事实上被剥夺了健康权。（某些人）获取利润的自由增加了，而（另一些人）健康成长或有尊严地死去的自由则减少了。因此，将自由主义哲学转变为一种由市场驱动的经济学说，包含了一个我认为值得回头再谈的深刻矛盾。通过将经济自由抬高为绝对价值，新自由主义最终只是将个人自由的所有其他领域都践踏在脚下。
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许多批评集中在一个事实上：它们所基于的假设与现实市场体系相去甚远。这种批评，鉴于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是中肯的。然而，人们有时会忘记，新自由主义方案的问题首先在于其潜在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被隐藏在所谓共同利益的虚假目标背后。换言之，似乎真正的问题在于使现实市场体系更接近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模型。但关键在于，即使人们真的能够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型的形象创造一个世界，也绝不能像我们所被引导去相信的那样，说这样的世界会是所有人都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清晰地讨论批评新自由主义方案所可能依据的不同理论层面是很重要的。
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仅涉及那些规定要扩大市场关系领域的理论，而且更普遍地触及了一整套理论，这些理论将市场体系的合理性视为给定（即使只是在其理想化形式中），也就是说，这一整套理论最终与资产阶级经济学重合，其中无疑包括在科学层面占霸权地位的理论——新古典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以及奥地利异端（Austrian heterodoxy）（它把自由主义学说作为其明确的哲学前提），但也包括很大一部分并非明确新自由主义、但在某些情况下仅仅作为理论挑战而接受新古典理论方法论路径和世界观的异端经济学。
可能有人会观察到，当面对一系列不起作用的理论时，只需将批评集中在最具破坏性的方面，集中在一个足以使整个大厦倒塌的支柱上。当然，鉴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模型假设的抽象性，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在我看来，对理论模型的批判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它向我们表明，无法支撑新自由主义理论大厦的支柱数量众多，且分布在理论结构的不同层面。因此，理解拆除每一根支柱的理论后果，并确定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结论中哪些会随着不同支柱的倒塌而崩塌，就变得十分重要。这一系统批判过程的重要性是双重的：首先，它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想要什么；其次，它向我们展示了克服现存经济模型局限性的途径。
那么，显然，由于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如此抽象，以至于成为对我们并不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表征，因此也有必要质疑通过这些框架所追求的真实目标。因此，在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对理论模型的批判中，口号只有一个：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
我对市场合理性原则（principle of market rationality）的基本批判在于这样的事实：它在经济理论中获得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含义，肯定不同于其通常的含义，而且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是极其可疑的。然而，一旦这一原则在学术界被接受，它便完全进入常识，获得新的含义，能够唤起情感并引发反应，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切都基于严谨科学基础的幻觉之上。
本书主要面向对经济理论问题及其对政治事务的影响感兴趣的读者。本书的论述并不预设任何经济理论方面的专门知识，因此也应该能够为非专业读者所理解。事实上，当今进入经济话语（economic discourse）的最大困难与其说来自主题的复杂性（诚然，这一点绝不简单），不如说来自现代经济理论强加的技术和数学障碍。因此，我的尝试是，通过打破将经济话语局限于专家受众、并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和政治辩论中民主参与的技术和数学壁垒，来对经济研究现状进行一种批判性评述。
然而，我想要发出挑战的对象正是专业经济学家，我要质疑他们这门科学的一般基础，而这一次把那些关于最新发现的数学工具及其经济应用的惯常技术细节放在一边。
介绍 Introduction
自由主义思想传统（liberal tradition of thought）兴起于17世纪末的英格兰和荷兰，是对社会中现存封建残余的一种政治哲学反应（political-philosophical reaction）。它汇集了反对宗教不宽容（religious intolerance）、政治专制主义（political absolutism）和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social relations）的反抗情绪，这些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已经发生决定性转变、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表现为一种思想流派，认为市场是最适合个人利益和偏好（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自由展现的制度。
在经济思想史的进程中，自由主义学派发展出了各种理论模型，然而这些模型一直是激烈批评的对象。
自由主义最早具有影响的启发者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生活在18世纪，许多人视其为古典学派乃至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根据斯密的理论，市场作为社会互动机制的可欲性（desirability），取决于是否有可能实现超出单个人有意识设计之外的社会结果。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说，在市场中只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超出他本人意图之外的社会目的。因此，所谓的市场无政府状态（anarchy of markets）并非如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经济无序（economic disorder）的根源，而是经济和社会增长的真正引擎（Smith, 1776）。
从18世纪一直到今天，古典自由主义思想（classical liberal thought）一直受到激烈争论。最严厉的批判无疑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批判；这一批判在19世纪得到阐发，后来由不同思想家在严格的经济领域以及哲学和政治领域加以发展。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由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给出的表征（representation）的批判，并不具有纯粹经济的维度（a purely economic dimension）。在资本主义中，如同在任何其他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中一样，经济领域与社会的、法律的和文化的领域紧密相连。在种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行动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dialectical relationship）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经济维度相对于所有其他维度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积累逻辑被强加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上。因此，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理论：相反，它是一种对整个社会历史的总体构想。
随着经济维度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霸权（hegemony）不断增长，把资本主义表现为最高经济合理性之表达的需要也在增长。资产阶级经济学接过了这一要求。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在于，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运行规律才是资本积累过程不稳定性和资本主义所遭受的反复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对斯密来说是经济和社会增长源泉的市场无政府状态，在马克思那里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根源。通过把对利润的追求抬高为唯一真正的经济目标，市场法则阻碍了按照人民的需要来组织经济制度，反而使人民从属于资本再生产和增殖（capital reproduction and valorization）的需要。
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在科学上质疑他那个时代自由主义政治信念的工具，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去神秘化的工具；在这种制度中，人剥削人的关系的本质以及个人真正解放（emancipation）的不可能性，被隐藏在法律上自由的主体（juridically free subjects）之间形式上平等的关系（formally equal relations）的外观（appearance）背后。
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在20世纪的政治辩论中发挥了首要作用，鼓舞了全球约半数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深刻的制度变迁，但在学术上，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取得过支配性学派的地位。当然，在一些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学派赢得了重要空间。然而，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和制度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决定性地丧失了阵地，无论是在大学里，还是在一般的经济和政治话语中。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使新一波自由主义学说得以在学术上确立起来的理论转折点可以追溯到1870年。在这一时期，两个深受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启发的学派出现了：新古典学派（neoclassical school）和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这两个思想流派几乎随着三位不同国籍经济学家著作的出版而同时诞生：法国人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74）、英国人斯坦利·威廉·杰文斯（Stanley William Jevons，1871）（新古典学派的奠基人），以及奥地利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71）（同名学派的奠基人）。他们迅速成为经济研究中新的理论参照，取代了当时广泛流传的李嘉图式（Ricardian）和马克思式（Marxian）路径。与古典传统和马克思传统相比，在方法、分析视角以及经济理论根基方面的彻底转变，使人们把这一理论转变描述为一场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即今天所称的边际主义革命（marginalist revolution）。
“边际主义”一词指的是一种通过所谓“边际推理”来处理和解决经济问题的特殊方式；从数学角度看，这些推理表现为微分学问题。然而，根据经济思想史最重要的史家之一约瑟夫·熊彼特的看法，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共同点首先是提出一种主观价值论（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作为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客观价值论（objective theory of value）的激进替代方案，以及这样一种观念：所有经济命题都必须从关于个体行为规则（individual rules of behaviour）的假设出发来建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这就剥夺了一切社会性概念（诸如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的任何科学内容；而这些概念恰恰构成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事实上，把微分计算作为解决经济问题之卓越工具的做法，只由新古典学派加以发展；而奥地利学派不仅拒绝这一工具，而且更一般地对数学形式主义保持批判立场。从这一角度看，仍根据熊彼特（Schumpeter, 1954）的看法，更准确的说法是“主观主义革命”（subjectivist revolution），而非“边际主义革命”。
主观主义路径得以确立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追溯到李嘉图式和马克思式理论所遇到的一些内部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两种理论——尤其是后者——的政治意涵。后者基于一种商品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其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labour），由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关系层面得出了革命性结论。事实上，在1870至1880这十年间，若干欧洲国家（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美国都被激烈的社会斗争所撕裂，随后又遭到暴力镇压。在这种氛围中，与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学术界立即对那种断然拒绝客观价值论以及相关的马克思式剥削和阶级斗争概念的新路径表示出好感。这显然并不意味着边际主义-主观主义革命的三位主角都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参与的理论转向的政治意义。正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所指出的，在这三位经济学家中，只有杰文斯完全意识到新路径的政治意义（Dobb, 1973）。
在一个孕育阶段之后，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方法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潜伏状态。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两个学派走上了不同的方法论道路：新古典学派通过把数学形式主义认定为其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决定性方面来界定其研究纲领；奥地利学派则远离形式主义计划（formalist project），尖锐批评它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同时，奥地利学派把其主观主义观念推到了极端，远超新古典观念。在这一理论上的自我界定过程中，这两个经济思想流派在一些最重要的方法论论战中经常处于对立面。但与此同时，共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neoliberal ideology）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归属因素，将这两个由边际主义革命所开启的新经济研究纲领联系在一起。
通过这段简短的历史重建，可以看出这两个思想流派的贡献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于学术和文化层面确立的过程中是互补的。事实上，这就好像在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存在一种科学分工（scientific division of labour）：前者今天构成学术层面的正统（orthodoxy），尽管对没有经济学学位的人来说它基本上仍然晦涩难懂；后者则局限于狭小的学术圈子，却有着强大的文化影响。¹
新古典理论使用一种保留给专家的复杂数学语言，并让逻辑演绎的严格性（logical-deductive rigour）成为整个理论构造的真正强项。试图以严格数学的术语分析每一个经济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以与现有数学技术相容的方式来设定经济问题的需要，导致新古典经济学决然投身于数学研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为数学研究本身最前沿的阵地。但与此同时，在技术工具箱变得越来越丰富之际，新古典理论却逐步远离任何经济现实主义的问题；后果是，最高的数学严格性在许多情况下最终被应用于那些与其想要解释的经济现实明显相距甚远的模型。分析的高门槛和高度技术复杂性意味着新古典理论如今在学术层面根基牢固（在那里，数学技能被视为一个经济学家优劣的真正标志），但完全游离于大学之外的文化和一般社会中的经济话语之外。
相反，奥地利理论使用易于理解的语言，主要在直觉层面展开论证，常常依赖简单的常识（common-sense）考量，这些考量反映了一种深植于大众文化的市场观念。事实上，一方面，它只是反映资产阶级文化特有的信念（例如，把市场视为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社会互动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其论证相对简单，它在科学层面特别具有吸引力。尽管在学术框架中获得充分代表权方面遇到困难，但其理论和政治立场的激进性使奥地利学派得以在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最重要的理论论战中确立为主角。从市场价值观（market values）得以确立的角度看，奥地利理论的重要性或许在于它能够并行推进，既在严格的科学领域内活动，也在更一般的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领域内活动。
作为两派互补关系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前苏联阵营国家发生的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在这些国家，正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思想在经济和政治辩论中占据了上风。企业自由（freedom of enterprise）和对市场作为个人解放工具（instrument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的赞美，是抓住人们想象力的理想，而不是新古典理论关于市场效率的数学定理。然而，当过渡过程启动后，经济顾问却全都是根据他们在西方所获得的学术声望而从新古典阵营中挑选出来的。
由于理论研究发展的反差对比，今天出现在现存经济思想流派全景中的新自由主义，当然并不构成一个铁板一块的集团（monolithic block）。一方面，来自旧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重新浮现，并被纳入一个在此间已经得到充实的理论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一些严重依赖现代经济分析技术、以大规模使用数学工具为基础的新理论得以成形。在这两个阵营之间，还出现了若干尝试，试图综合不同的理论路径，以利用并重组在自由主义思想不同传统内部形成的直觉。
不过，很明显，只要各种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liberal/neoliberal theories）的方法论路径互不相容，对它们进行综合的任何尝试都是有风险的。事实上，一旦方法论假设改变，一种理论所基于的同样术语就会获得不同的含义，同一条命题在某一理论语境中可能成立，在另一语境中却未必。同样，某一种理论视角下对自由主义的捍卫，可能与另一种理论视角下展开的对自由主义的捍卫互不相容。这意味着，在讨论和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方案（neoliberal political project）时，必须清楚说明所采纳的理论视角，以及新自由主义提议在该视角中所呈现的确切含义。这是我在本书过程中将遵循的根本方法论假设。
本书分为八章。在第一章，我批判那种把市场视为合理性和效率最高表现的资产阶级观点（bourgeois view），澄清这些术语在科学话语（scientific discourse）中所获得的特殊含义，并揭示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ideological content）。这种观点为所有新自由主义路径所共有。不过，焦点放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即新古典理论上。
在第二章，我讨论民主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论证它们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特别是，我强调市场互动（market interaction）的反民主性质（anti-democratic character），并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因为该方法带有偷偷塞入的意识形态内容，并且对市场持有一种理想化的（和虚假的）观点。
在第三章，我考察一些主要的市场神话（market myths）——公平市场（fair market）神话、自由市场（free market）神话、机会平等市场（equal opportunity market）神话、创造财富的市场（wealth-producing market）神话，以及发现并管理信息的市场神话——既在内在一致性层面，也在现实主义层面批评它们。这些神话实际上并不是经济理论的独特产物。相反，它们深植于社会，是当今主导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学术领域，试图为这些神话提供科学支持的主要是奥地利学派。
第四章探讨理论市场（theoretical market）与现实市场（real market）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基于不现实假设的模型之上建构市场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 of markets）时所发生的逻辑跳跃（logical leap）。分析集中在新古典理论上，尤其是一般经济均衡模型，该模型构成这一学派在解释和评价一个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market-based economic system）之运作的努力中最重要的有机贡献。
鉴于新古典学派在学术层面的重要性，在第五章，我聚焦于一些最重要的学术贡献，这些贡献试图把新古典观念发展到高度抽象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之外。特别是，我分析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t）、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以及部分激进学派（radical school）的努力，它们试图以新古典方式重新解释“旧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凯恩斯主义（Keynesian）和马克思主义（Marxist）理论，而后者如今已被归入学术异端（academic heterodoxy）。我的目标是表明，这些新古典理论的附属物——在专业文献中被称为后瓦尔拉斯经济学（post-Walrasian economics）——不仅扭曲了旧异端学派（这些学派对市场坚决持批判态度）的观念，而且未能为市场的所谓优点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持。归根结底，从最露骨的保守派贡献到那些自以为激进的贡献，这一研究脉络只是马克思所谓“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的现代版本。
尽管到目前为止指出了这些问题，在第六章我仍论证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内部各种流派和学派，在把市场价值观（market values）强加于文化层面、使其显得客观和中立（objective and neutral）方面，取得了一个重大成功。
从这一系列批判性思考出发，在第七章，我处理的问题是“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以对抗市场对社会关系进行总体性支配（totalizing domination）的这种趋势，并提出一种基于社会关系逐步去商品化（progressive decommodification）的反攻（counteroffensive）。
在第八章，我重新整理各种批评并得出一些结论。
注释
1 “奥地利”（Austrian）一词与属于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国籍已无任何关联。它仅仅保留下来用以指称这个极端自由主义学派（ultraliberal school）的历史起源；该学派于19世纪末起源于维也纳。事实上，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大多是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