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sset 2026-08 经济知识经由教科书的演变:衡量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研究取向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Knowledge Through Textbooks: Measuring Economic Approach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ianfranco Tusset;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Knowledge Through Textbooks: Measuring Economic Approach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6; 12727443. doi: https://doi.org/10.1215/00182702-12727443

摘要

经济学教科书(economics textbooks)在经济知识(economic knowledge)的传播与稳定(transmission and stabilization)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然而其长期演变(long-term evolution)仍未得到充分研究。

本文考察经济学研究取向(economic approaches)如何塑造学术教科书(academic textbooks),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演变、复制和巩固。

本研究使用一个新建的语料库(corpus),其中包含约440本二十世纪在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重构了超越单个文本的变化模式(patterns of change)。

经济学研究取向首先被从概念上加以界定,并以可量化的方式操作(operationalized),从而能够随时间推移并在国家之间进行系统测量(systematic measurement)和比较。

分析结合了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多元统计技术(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techniques),以及对方向性依赖与影响(directional dependence and impact)的测量。

通过聚焦于学术训练早期阶段所采用的教科书,本文展示了经济学研究取向的转变如何在教学材料(pedagogical materials)中被反映、延迟或稳定下来。

研究结果凸显了教科书作为结构化且可测量的经济知识储存库(repositories)的重要性,为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economic thought)提供了新工具。

关键词

经济学教科书(economic textbooks)
经济学研究取向(economic approaches)
文本即数据(text as data)
知识传播(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López Lloret《亚当·斯密的方法论:想象、修辞与勒内·笛卡尔》

Adam Smith’s Methodology:Imagination, Rhetoric, and Rene Descartes

By Jorge López Lloret
Copyright 2027
ISBN 9781041100775
234 Pages
Published July 31, 2026 by Routledge
https://www.routledge.com/Adam-Smiths-Methodology-Imagination-Rhetoric-and-Rene-Descartes/LopezLloret/p/book/9781041100775

介绍

以往大多数关于亚当·斯密方法论(Adam Smith’s methodology)的研究,除少数例外,都相当强调牛顿物理学(Newtonian physics)和休谟式经验主义(Humean empiricism)不可否认的影响。

本书认为,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其他来源:斯密本人的教诲性修辞(didactic rhetoric)以及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方法论著作(methodological writings)。

斯密于1748年开始其公共生涯(public life),在爱丁堡讲授修辞学(rhetoric)。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一部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追溯其从神话思维(mythical thought)时代到笛卡尔的发展(后来纳入牛顿的思想)。

在《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中,他更关心的不是理论的真值(truth value),而是理论通过将众多现象系统地归结到少数几条统一原则(unifying principles)之下来安抚人类想象力(human imagination)的能力。

在修辞学讲座中,他认为这种方法是教诲性阐述(didactic exposition)的最佳方法。

在这两方面,他都极为重视他在1748年至1763年间最常引用的作者之一——笛卡尔。

因此,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出版之前,笛卡尔与修辞学是青年斯密思考的核心。

因此,对斯密已出版著作的任何方法论考察(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都必须被界定为一个透过笛卡尔式视角(Cartesian lens)来看待的教诲性阐述(didactic exposition)问题。

本书尤其适合哲学史家(historians of philosophy)和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史家,以及研究亚当·斯密生平与著作的学者。

主要内容

第一章 导论:亚当·斯密与修辞学(1. Introduction: Adam Smith and rhetoric)

第二章 斯密与笛卡尔的关联:基本证据(2. Smith’s connection to Descartes: Basic evidence)

第三章 惊奇:从笛卡尔到斯密(3. Wonder: From Descartes to Smith)

案例研究1:作为惊奇效果的“看不见的手”(Case study 1: The invisible hand as an effect of wonder)

第四章 想象力作为斯密思想的核心(4. Imagination as the core of Smith’s thought)

案例研究2:器乐与哲学方法(Case Study 2: Instrumental music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

第五章 斯密式方法:在修辞安排与哲学方法论之间(5. Smithian method: Between rhetorical arrangement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案例研究3:作为历史机器的语言(Case Study 3: Language as historical machine)

第六章 结论:作为全球修辞学家的斯密(6. Conclusion: Smith as global rhetorician)

Mark Blaug 200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形式主义革命

Blaug M.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3;25(2):145-156.

doi:10.1080/1042771032000083309

全文总结: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形式主义革命”(Formalist Revolution),它以论证的形式优先于内容、追求数学建模和公理化为特征,其标志性成果是 Arrow-Debreu 一般均衡存在性证明。

这场革命使经济学主流从“均衡的过程概念”(process-conception of equilibrium)转向静态终态均衡(static end-state equilibrium),几乎排除了动态调整过程和对真实竞争过程的分析。

Bluag 认为,一般均衡理论虽然在形式上精致,但在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三大问题上都未给出有经济意义的解答,其继续占据主流地位如同“皇帝的新衣”,并且严重误导了人们对真实市场如何运行的理解。

I. 引言(Introduction)

主要内容:

作者提出,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但很少被充分认识的知识革命(an intellectual revolution),他沿用沃德(Ward)的说法,称之为“形式主义革命”(Formalist Revolution),代指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经济学的蜕变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学更准确地说应被描述为“多元主义”(pluralism),而不是简单的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与新古典主义者(neoclassicists)之争;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种全球统一的新古典分析风格,要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形成。

形式主义革命的特征是“偏好经济论证的形式绝对优先于其内容”(an absolute preference for the form of an economic argument over its content),往往依赖数学建模(mathematical modeling),其最终目标是模仿希尔伯特纲领(Hilbert program),实现经济理论的完全公理化( the complete axiomatization of economic theories)。

作者列举了50年代的若干代表性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 Arrow-Debreu 的一般均衡存在性证明,认为它集中体现了形式主义最糟糕的特征(the worst features):把数学建模本身当作目的,把均衡解(the equilibrium solution)当作问题的最终答案。

作者还指出,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强调比较静态学(comparative statics)和“对应原理”(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要求对非均衡调整过程建立明确的模型(a definite modeling of disequilibrium adjustments)。

但形式主义革命实际上彻底埋葬了“均衡的过程概念”(the process-conception of equilibrium),使新古典正统/主流经济学(neoclassical orthodox, mainstream economics)几乎只关注静态终态均衡(static end-state equilibrium),而动态调整过程(dynamic adjustment processes)只出现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非正统传统中。

核心观点:

195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从战间多元主义到战后新古典形式主义的革命;

这场革命以形式压倒内容、追求公理化为特征,其后果是把均衡的“过程”维度排除出主流分析,使经济学变成以静态终态均衡为核心的理论。


II. Arrow-Debreu 对瓦尔拉斯的重述(The Arrow-Debreu Restatement of Walras)

主要内容:

Arrow-Debreu 1954年的论文被视为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严格证明,是瓦尔拉斯梦想的实现。

但从本文角度看,它也是“对均衡性质的关注如何排挤对非均衡过程的分析”(how concentration on the nature of equilibrium can crowd out analysis of disequilibrium processes)的典型例子。

该文使用了新的数学工具,如凸分析(convex analysis)、分离定理(separation theorems)、博弈论和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a)。

作者特别强调,Arrow-Debreu 使用了“间接的、非构造性的证明方法”(indirect, non-constructive proof method),即通过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Brouwer’s fixed-point theorem)证明:如果均衡不存在,就会与模型的某个或多个公理冲突。

这种非构造性证明(non-constructive proof)直接从公理跳到结论,不说明均衡如何产生,因此只是“可能性存在证明”(possibility-of-existence proofs),而不是“实际存在证明”(actual existence proofs)。

Arrow 和 Debreu 自己也承认,一般均衡理论并不是对经济的真实描述。

为了证明存在性,他们必须假设全部存在远期市场(forward markets)和或有商品市场(contingent commodity markets),没有闲置货币余额,没有做市商持有库存,没有银行信贷等;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说明均衡的唯一性(uniqueness)或稳定性(stability)。

他们还使用纳什均衡来解决“抽象经济”(an abstract economy)博弈。

但纳什均衡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是一种“否定/消极论证(negative justification):它只说明在均衡之外没有参与者能改善结果,却完全不涉及参与者如何学习、形成预期、调整策略并最终达到均衡的过程。均衡只是被设定为一个“固定点”(fixed point),市场调整过程被省略了。

因此,Arrow-Debreu 文章是“形式主义猖獗”(formalism run riot):它把一个真实经济中的问题——多市场同时均衡(simultaneous multi-market equilibrium)是否可能——转化为一个虚拟经济中的数学问题(a mathematical problem about a virtual economy),并按数学标准(the mathematics profession)来回答。

这正是布尔巴基主义(Bourbakism)的体现。

Debreu 是自封的布尔巴基主义者(a self-declared Bourbakian),其《价值理论》自豪宣扬形式公理体系化的优点,:“严谨的准则要求分析采用公理形式,此时理论在严格意义上,与对它的解释在逻辑上完全脱节”。“Allegiance of rigor dictates the axiomatic form of the analysis where the theory, in its strict sense, is logically entirely disconnected from its interpretation” (Debreu 1959, p. 3)

核心观点:

Arrow-Debreu 证明是形式主义革命的中心事件。

它用非构造性证明和纳什均衡把“均衡如何达到”的问题排除在外,将一般均衡理论变成一种脱离现实、只求逻辑一致性的数学结构,集中体现了形式主义的糟糕特征。


III. 博弈论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ame Theory)

主要内容:

博弈论在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后一度兴起,但在50、60年代几乎消失。

早期经济学家对博弈论感到失望,主要是因为它只能为两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s)提供确定解,对经济学意义有限。

博弈论在70年代几乎被遗忘后,又实现惊人复兴,成为分析理性主体互动行为(interactive behavior of rational agents)的主要语言。

作者认为,博弈论兴衰的关键在于:1950年代正统经济学日益集中关注均衡的终态(end-state of equilibrium),而放弃了非均衡分析(disequilibrium analysis)。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学关心的是均衡“如何与为何”(”how and why” of equilibrium)出现,即,多期决策中自利的行动者如何学习制定和修正计划与预期(how self-interested agents in a multiperiod decision-making context learn to formulate and revise their plans and expectations)。

早期博弈论来自希尔伯特式的数学形式主义(the mathematical formalism descended from Hilbert),而非这种战前经济学传统。

1950年代的普通经济学家很难接受一种只依赖固定点证明、却没有过程解释的均衡概念。这解释了博弈论为何被延迟接受。

纳什1951年的论文用否定/消极的不动点证明来捍卫纳什均衡。

他在博士论文中原本提出了“群体博弈”(mass action)的肯定/积极论证(a positive justification),即有限理性参与者通过观察和学习逐步调整策略,最终收敛到纳什均衡;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演化”解释(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Milath 1998)。但在导师建议下删去了这部分。发表的版本转而使用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超理性(hyper-rational)、即时完美计算能力等假设,使纳什均衡成为逻辑必然,而不是过程结果——他直接跳向最终的长期均衡,完全不考虑任何耗时的、向均衡收敛的调整过程。

20世纪50年代,当阿罗与德布鲁运用博弈论与纳什均衡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时,形式主义革命仍处于早期阶段。

又过了十多年,形式主义与布尔巴基主义才瓦解了对博弈论、以及非合作均衡不动点证明的所有抵制。

直到70年代,纳什均衡才被接受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均衡概念,并被表述为经济理论中一直存在的理性标准之体现。

核心观点:

博弈论的早期衰落和后来的复兴,都与形式主义革命对“静态终态均衡”的偏好有关。

早期博弈论因为缺乏过程解释而被拒绝;后来正是因为形式主义使得均衡不再需要过程解释,博弈论才被主流接受。


IV. 回到瓦尔拉斯(Back to Walras)

主要内容:

作者指出,Arrow-Debreu 论文被视为瓦尔拉斯纲领的顶点(capstone of the Walrasian program),但终态均衡概念(the end-state conception of equilibrium)压倒过程均衡概念(the process-conception of equilibrium)的根源其实在瓦尔拉斯本人。

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各版中,让均衡存在性问题(the existence-of-equilibrium question)淹没了唯一性和稳定性问题(the problems of uniqueness and stability of equilibrium)。

瓦尔拉斯《要义》的命运与《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相似:1910年瓦尔拉斯去世后逐渐被遗忘,到1930年全世界读过并理解瓦尔拉斯的人可能不超过6位。

1930年代,希克斯、霍特林、兰格和萨缪尔森等人推动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复兴。

早期瓦尔拉斯辩护者还把一般均衡理论视为对市场经济的准现实描述(quasi-realistic description),可以讨论“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等实际问题。

但在后来的维也纳数学家的影响下,一般均衡理论逐步走向公理化(axiomatization),放弃了逼真性(verisimilitude)和实证检验(empirical verification),最终导致 Arrow-Debreu 论文和 Debreu《价值理论》,把一般均衡理论辩护为一种自足的数学结构(self-sufficient mathematical structure),不必要与现实接触。

作者认为,对瓦尔拉斯的这种根本性重新解释(fundamental reinterpretation)只用了不到一代人,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格式塔转换”(gestalt-switch)之一。

核心观点:

一般均衡理论从准现实的市场描述转变为脱离现实的公理化数学结构,这一转变根源于瓦尔拉斯传统,并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完成,是经济思想史上一次重大的格式塔转换。


V. 一般均衡理论是否已经衰亡?(Is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Moribund?)

主要内容:

作者在半个世纪后评估新瓦尔拉斯研究纲领(neo-Walrasian Research Program) 的结果。

Arrow-Debreu 的存在性(existence)证明至今在逻辑上仍然成立,因为它是间接证明(indirect proof ),只关心虚拟主体(purely virtual agents)交易计划(trading plans)的“名义一致性”(notional consistency),不依赖经验证据。

但问题是,这种否定性/消极证明(negative proofs)与任何可辨认的经济机制(recognizable economic mechanism)都没有相似之处。

即使假定不存在非均衡价格,基于预定均衡价格的交易计划如何实际执行这个有趣的问题,也从未被提出。

一般均衡理论缺少的是,真实市场中交易者之间的“竞争性对抗”(competitive rivalry between transactors)。

作者引用 Clower 的话:“看不见的手也有‘手指’。” (the invisible hand also has ‘fingers’)

在唯一性(uniqueness)方面,只有所有商品都是总量替代品(gross substitutes)时,一般均衡才有唯一价格向量,而这一假设极不可能成立。

在稳定性(stability)方面,均衡的静态性质( static properties)只有在遭遇扰动后能迅速恢复时才有现实意义,这依赖于均衡的动态稳定性(dynamic stability)。

但标准稳定性假设来自瓦尔拉斯的试探过程(tâtonnement),即价格按超额需求(excess demand)成比例变化,并不来自成熟的市场制度(well-established market institution)或合理的行为规则(plausible behavioral rule)。

尽管有大量关于局部和全局稳定性(local and global stability)的文献,结果却是几乎完全的“僵局”(impasse):既无法证明竞争市场总是稳定的,也没有弄清哪些市场特征有助于稳定。

因此,一本权威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在声称阿罗-德布鲁存在性证明是现代经济学的伟大成就之一之后,也坦言“经济学家擅长(或者我们希望如此)识别均衡状态,却不擅长(poor)准确预测经济在非均衡时将如何演化” (Mas-Colell et al., 1995, p. 620; also Luenberger 1995, p. 224)。

作者得出结论:

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中的均衡,已知既不唯一也不稳定,其存在性只能通过否定/消极证明来间接论证(demonstrated indirectly by a negative proof)。

令人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把一般均衡理论当作理论框架和可计算宏观模型(computable macroeconomic models)的基础,甚至当作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项目评估的基础。

作者因此问:这是否又是一个“皇帝没有衣服”(an emperor who has no clothes)的例子?

核心观点:

一般均衡理论在存在性上只是一个与现实经济机制无关的否定性/消极证明;在唯一性上依赖不现实的假设;在稳定性上陷入僵局。

尽管如此,它仍被当作经济学的基础框架,这是一种“皇帝新衣”式的知识现象。


VI. 对一般均衡理论失败的回应(Responses to the Failure of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主要内容:

针对一般均衡理论未能严格解决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问题,出现了几种回应。

第一种是 Frank Hahn 式的经典辩护:认为一般均衡理论虽然有限,但可以反面用于反驳某些广泛接受的经济学命题。作者称这种策略为“柔术”(jujitsu move)。

第二种是观望态度(hedge one’s bets in the hope),希望一般均衡理论能在某天因加入现实主义而突然神奇( suddenly and mysteriously)转型。

第三种是 Weintraub 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辩护。

Weintraub 认为,“均衡是我们模型的特征,而不是世界的特征”(equilibrium is a feature of our models, not the world),均衡稳定性也不是经济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东西。

科学知识是共同体话语(the discourse of the relevant community)内社会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的,其意义仅存在于理论经济学家的话语中。

因此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经验支持或科学有效性的问题,在名为“一般均衡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语言游戏中,没有意义。

作者批评说,建构主义最极端的形式认为科学知识(包括经济学知识)是被“制造”(made)而非被“发现”(discovered),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产物(the product of intentional human activity),本质上是一种“虚构”(fabrication)。

如果按照 Weintraub 的逻辑,那么“提高失业救济会增加失业”这样的比较静态命题就只是模型逻辑的断言,而不是关于现实世界的陈述。

这与经济学家实际使用理论时依赖的“对应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相矛盾。

作者认为,Weintraub 的建构主义解释是为了给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一种“不可攻破的防御”(an impregnable defense )。

如果把一般均衡仅仅看作启发式装置(heuristic device)或说话方式(a way of talking),那么许多问题就没有意义。

但这不符合历史:瓦尔拉斯和帕累托本人及其追随者、阿罗和德布鲁都认为,一般均衡理论处理的是现实的、政策相关的问题(real-world, policy-relevant issues)。

核心观点:

对一般均衡理论失败的各种辩护——尤其是 Weintraub 的建构主义——实际上回避了该理论的经验相关性问题。

把均衡说成只是模型特征而非现实特征,不符合一般均衡理论的历史初衷和经济学家的实际用法。


VII. 完全竞争及相关问题(Perfect Competition and All That)

主要内容:

作者引入此前尚未讨论的因素: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概念。

这个概念出人意料地是由古诺(Cournot)在1838年首次发明的(invented de novo)。

完全竞争概念及其思维习惯——尤其是集中于竞争均衡的终态概念(an end-state conception of competitive equilibrium)、把企业视为被动价格接受者(passive price-takers)——不仅对古典经济学家是陌生的,对19世纪后25年的早期边际主义者也陌生,唯一的例外是 Edgeworth。

完全竞争模型在20世纪20年代 Frank Knight 的著作中首次出现,并在30年代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理论传播后“硬化成教条”(hardened into dogma)。

它压制了另一种观念:市场可能不是主要通过价格调整,而是通过数量调整(quantity adjustments)来回应冲击,或者至少数量调整可能快于价格调整。

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对竞争市场稳定条件的理解不同,但两人都未明确这是关于具体竞争过程( the concrete process of competition)的分歧。

在作者看来,

马歇尔的生产经济(production economy)强调卖方(sellers)根据超额需求价格(excess demand price)调整产出(output);

瓦尔拉斯的交换经济(exchange economy)强调买方(buyers)根据超额需求( excess demand )调整价格(price)出价。

两种框架指向不同的市场调整过程。

193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的复兴埋葬了数量调整观念( the very idea of quantity-adjustments),

1950年代形式主义革命进一步禁止了非均衡分析(disequilibrium analysis ),使价格调整(price adjustments )成为市场回应冲击的唯一正当方式。

其后果是:

在一个日益静态( increasingly static)的学科中,产品创新、广告、位置竞争、交货速度、售后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形式(all the non-price forms of competition)被归入低声望的营销和管理学科;

甚至连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这一研究企业行为和经济竞争的领域,也只能在采用博弈论后继续生存于经济系。

作者还指出,虽然所有教科书都承认完全竞争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现实,但又说现实世界“近似于”( approximately like, not far from, very close to)完全竞争。这种判断其实依赖的是非正式的、不严谨的历史比较:市场经济在信息、技术动态和响应消费者需求方面表现更好,而不是因为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终态均衡性质。

核心观点:

完全竞争概念在20世纪被教条化,压制了数量调整、非价格竞争和动态竞争过程分析。

对市场经济的现实评价不依赖终态均衡模型,而是看市场过程的动态后果。

VIII. 结论(Conclusion)

主要内容:

作者总结说,战前正统微观理论的中心问题——“市场均衡实际上是如何达到的?(how is market equilibrium actually attained?)”——自1950年代形式主义革命以来一直被搁置。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均衡是否存在的问题完全压倒了如何向均衡收敛(convergence to equilibrium)的问题。

博弈论也同样回避问题:它把均衡定义为博弈的解,却不解释我们如何到达这个解。

作者进一步批评:一切事物相互依赖(everything depends on everything else),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没有真实时间流逝的情况下同时、瞬间地(simultaneously and instantly)相互依赖;不意味着价格或数量从不具有黏性(sticky);也不意味着既然信息通常对称,那么就不存在缺失市场(missing markets)、不意味着价格接受(price-taking)在非均衡状态下与在均衡状态下同样普遍。

用求解联立方程的数学方法来思考价格决定问题,这一隐喻可能具有误导性。

他断言,一般均衡理论中深嵌的“同时性价格决定”(simultaneous price determination)观念,在时间的检验下已被证明是一个极其误导的隐喻(a grossly misleading metaphor)。

要想不了解市场如何运作、不了解竞争性经济实际上如何运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研究一般均衡理论。(The best way not to learn how markets function and how a competitive economy actually works is to study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核心观点:

形式主义革命和一般均衡理论系统性地回避了“市场均衡实际如何达到”这一战前核心问题;

其价格决定同时性隐喻掩盖了真实市场中的时间、制度和调整过程。

作者最终主张,要理解市场如何运行,不应依赖一般均衡理论。

Sergi 等 2026-08 宏观经济学史

A History of Macroeconomics

Francesco Sergi, Beatrice Cherrier, Aurélien Saïdi, Pedro Garcia Duarte, Aurélien Goutsmedt, et al.. A History of Macroeconomics. 2026. ⟨hal-05720158⟩

摘要

本书提供了一部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即对“经济”整体的研究)的历史,从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interwar period)的发端直到今天。

其新颖之处有两点:

它超越了理论史(history of theories),涵盖了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学家实践(macroeconomists’ practices);

它依赖日益增长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挑战了宏观经济学教科书(macroeconomics textbooks)中普遍传播的误解(misconceptions)。

这不是“又一部宏观经济学史”。

它是一部应当让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和学生感到新颖的著作。

之所以需要这样一部历史,是因为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投射了该领域特定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源于一种特定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在该叙事中,该领域通过理论“革命”(revolutions)和由“伟人”(great men)发起的“思想流派”(schools of thought)之间的“论战”(battles)而演进。

我们认为,这歪曲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的动态(dynamics)。

我们的历史传达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强调了一组更多样的特征(characteristics,即宏观经济学是关于什么的)和实践(practices,即宏观经济学家做什么)。

我们强调,宏观经济学如何始终依赖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s)的组合(理论的(theoretical)、数学的(mathematical)、实证的(empirical)和计算的(computational));

它与其他领域(特别是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的相互作用如何始终持续;

以及该领域如何由具有多样地理背景和机构背景(geographical and institutional origins)的研究者群体所塑造(一些人工作在学术界(academia),另一些人则在政策制定机构(policymaking institutions)和私人组织(private organisations)中工作)。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年表(chronology)将这些诸多维度整合在一起,该年表概述了四个时期:诞生(birth,1920年代—1940年代)、桥梁(bridges,1950年代—1960年代)、摩擦(frictions,1970年代—1980年代)和星座(constellations,1990年代—2000年代)。

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经济学史(Economics history)
宏观经济学史(Macroeconomics history)
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David Lay Williams《最大的瘟疫:经济不平等如何塑造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Shape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Plato to Marx

David Lay Williams
ISBN:978069117197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paperback/9780691255521/the-greatest-of-all-plagues

介绍

经济不平等(economic inequality)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公共辩论常常转向这样的问题:它是否是由经济体制(economic systems)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以及——如果有办法的话——我们又能对此做些什么。

然而,究竟为什么我们应当担忧不平等?《最大的瘟疫》(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表明,这一根本性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传统(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中一些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political thinkers)的核心关怀。

大卫·莱·威廉姆斯(David Lay Williams)就柏拉图(Plato)、耶稣(Jesus)、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与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新见解。

他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将经济不平等描述为政治不稳定(political instability)的根源,以及品格与灵魂的腐蚀者;又如何把不受约束的不平等视为对其最珍视价值的威胁,这些价值包括正义(justice)、信仰(faith)、公民和谐(civic harmony)、和平(peace)、民主(democracy)与自由(freedom)。

威廉姆斯从柏拉图所称“最大的瘟疫”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中汲取了宝贵的洞见,并考察了数个世纪以来人们所采用的各种解决方案。

作为一部令人眼界大开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著作,《最大的瘟疫》为西方经典(Western canon)中一些最具永恒性的著作找回了一段被遗忘的过去,揭示了经济不平等如何在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中一直是一个首要问题。

主要内容

导论(Introduction)

第1章 柏拉图:“最大的瘟疫”(Chapter 1 Plato: “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第2章 《新约》:“针眼”(Chapter 2 The New Testament: “The Eye of a Needle”)

第3章 托马斯·霍布斯:“过度的富足”(Chapter 3 Thomas Hobbes: “Too Much Abundance”)

第4章 让-雅克·卢梭:“不断扩大的财富不平等”(Chapter 4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Ever-Widening Inequality of Fortunes”)

第5章 亚当·斯密:“富人联合起来压迫穷人”(Chapter 5 Adam Smith: “A Combination of the Rich to Oppress the Poor”)

第6章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日益扩大的裂痕”(Chapter 6 John Stuart Mill: “The Widening Breach”)

第7章 卡尔·马克思:“社会鸿沟”(Chapter 7 Karl Marx: “The Social Gulf”)

结论:经典智慧关于不平等的教益(Conclusion: The Lessons of Canonical Wisdom on Inequality)

Favereau and Nagatsu《经济学中的实地实验:历史与方法论》

Field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History and Methodology

By Judith Favereau, Michiru Nagatsu
ISBN 9781032915944
Published August 27, 2026 by Routledge
https://www.routledge.com/Field-Experiments-in-Economics-History-and-Methodology/Favereau-Nagatsu/p/book/9781032915944

介绍

本书采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的研究进路(integrated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roach),考察经济学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的历史起源( historical origins)与方法论陷阱(methodological pitfalls)。

本书解释了控制(control)与随机化(randomization)等关键概念,并指出经济学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ation)的两个不同起源:受控实验室实验(controlled laboratory experiments)与随机化实地试验(randomized field trials)。

仔细的历史分析表明,实地实验已发展出两条脉络(two strands of field experiments),它们关于实验结果推断的效度(validity)——包括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和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有着相当不同(rather different)的方法论理据(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作者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方法论框架(unifi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明确揭示了两条实地实验脉络之间的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以及实验研究(experimentation)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等其他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性。

此外,该方法论框架不仅旨在沟通两条脉络,还旨在使实地实验设计与实践中往往被默认的伦理与政治价值(ethical and political values)得以显明。

本书对于经济学史(history of economics)、经济学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经济方法论(economic methodology)与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领域的高年级学生和学者而言,是有价值的读物。

主要内容

第1章 导论(Introduction)
第2章 经济学实验的类型与目标(Types and goals of economics experiments)
第3章 两条历史脉络(Two historical strands)
第4章 外部效度:方法论问题与实践(External validity: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practices)
第5章 将两条脉络结合起来(Bringing two strands together)
第6章 参与式实验,或建构实地(Participatory experiments, or constructing the field)
第7章 结论(Conclusion)

Roncaglia 2026-08 亚当·斯密与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基础

Adam Smith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本文是荣卡格利亚即将出版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著作中的一个章节,该书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Roncaglia, Alessandro, Adam Smith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May 25, 2026).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5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7308479

摘要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最好被理解( best understood)为其对人与社会(human beings and society)更广泛探究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狭隘(narrow)的市场自我调节理论(theory of market self-regulation)。

本文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置于斯密更广泛的思想规划(intellectual project)之中,包括他在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修辞学(rhetoric)、法理学(jurisprudence)和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方面的著作。

本文强调自利(selfinterest)与同情(sympathy)之间的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在斯密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的核心地位(centrality),以及制度(institutions)、正义(justice)和公共行动(public action)在维系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中的作用。

本文还重新审视(revisits)了斯密关于价值(value)、价格(prices)、分配(distribution)和竞争(competition)的理论,并反驳了那些将斯密等同于现代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或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归结为市场自动最优(automatic market optimality)学说的解释。

相反,斯密呈现为一位关于社会相互依赖(social interdependence)、历史发展(historical development)和制度复杂性(institutional complexity)的理论家。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
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
同情(sympathy)
自利(self-interest)
价值理论(value theory)
竞争(competition)
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亚当·斯密(Adam Smith)

Gillig 2026-05 经济人之发明:伦理从经济科学中的一种非线性排除

The invention of homo œconomicus: a non-linear exclusion of ethics from economic science

Gillig, P. (2026). The invention of homo œconomicus: a non-linear exclusion of ethics from economic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33(2), 154–169. https://doi.org/10.1080/1350178X.2026.2674050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确证(ascertain)“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概念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伦理考量(ethical considerations)在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领域内的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鉴于经济人(economic man)这一概念的创造者大多是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s),那么,在“经济人”的历史生成过程( historical genesis )中,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方面与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另一方面之间的关系具体是什么?

可以得出两个关键结论:

(1)就伦理考量(ethical considerations)而言,并不存在一种朝着更加自主的立场(more autonomous position)发展的线性演进(linear progression)。埃奇沃思(Edgeworth)的方法论(methodology)代表了一种在抽象经济学(abstract economics)内部整合(integrate)伦理学(ethics)的显著尝试(notable attempt)。

(2)功利主义与“经济人”之间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的历史是错综复杂的(intricate),并且与功利主义本身的多面性(multifaceted nature)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inextricably linked)。

关键词:

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

伦理学(ethics)

艺术—科学区分(art–science distinction)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J. S. 密尔(JS Mill)

杰文斯(Jevons)

埃奇沃思(Edgeworth)

帕累托(Pareto)

Adelino Zanini《熊彼特之后的熊彼特:一种保守的激进主义》

Schumpeter after Schumpeter:A Conservative Radicalism

Seri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 Volume: 398
Author: Adelino Zanini
Translator: Clara Pope
ISBN: 978-90-04-76838-3
Publication: 30 Jun 2026
Zanini, A. (30 Jun. 2026). Schumpeter after Schumpeter.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768406

介绍

尽管将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视为一位异端社会科学家(heterodox social scientist)是正确的,但我们对这种异端性(heterodoxy)的理解必须被彻底重新思考(radically rethought)。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超越仅仅承认他工作中经济学与社会学(economics and sociology)之间的紧密联系,转而尝试理解这种异端性(heterodoxy)所具有的悖论性(paradoxical)的“非政治”(impolitical,而非 apolitical)性质。

因为在他关于经济科学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economic sciences)的概念中,“政治”(the political)的存在必须被承认,同时也必须被加以限定和抑制。

结果,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as a social science)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题(an unsolvable puzzle)。

本书主张,这正是他毕生事业的关键赌注(crucial gamble),也是他保守的激进主义(conservative radicalism)的出发点。

主要内容

引言:从维也纳到哈佛(Introduction: From Vienna to Harvard)

第1章 经济理论的逻各斯(The Logos of Economic Theory)

第2章 论社会科学的起源(1910–1915)(On the Gene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10–1915))

第3章 企业家的变奏(Variations on the Entrepreneur)

第4章 帝国主义、社会阶级(Imperialisms, Social Classes)

第5章 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一种“德国”视角(A ‘German’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第6章 科学思想的传承过程:理性与意识形态(The Process of Filiation of Scientific Ideas: Rationality and Ideology)

凡勃伦 TLC chap.06:品味的金钱准则 Pecuniary Canons of Taste

这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第六章中的一些精彩片段。

文献来源:
Veblen, T.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 Macmillan.

text 1

在炫耀性浪费法则(law of conspicuous waste)的选择性监督(selective surveillance)下,逐渐形成了一套公认的消费准则(accredited canons of consumption),其效果是使消费者在商品消费(consumption of goods)以及时间和精力的使用(employment of time and effort)上,都要达到一种昂贵和浪费的标准(standard of expensiveness and wastefulness)。

Under the selective surveillance of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re grows up a code of accredited canons of consumption, the effect of which is to hold the consumer up to a standard of expensiveness and wastefulness in his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in his employment of time and effort. (Veblen,1899:116)

text 2

炫耀性浪费原则(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引导着关于生活与商品中何者为正当(honest)和体面(reputable)的思想习惯(habits of thought)的形成。

在此过程中,这一原则将会介入其他一些行为规范(norms of conduct),这些规范主要并不涉及金钱荣誉准则(code of pecuniary honour),但却直接或附带地具有某种相当程度的经济意义(economic significance)。

因此,荣誉性浪费准则(canon of honorific waste)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责任感(sense of duty)、美感(sense of beauty)、效用感(sense of utility)、虔诚或仪式上的合宜感(sense of devotional or ritualistic fitness),以及科学的真理感(scientific sense of truth)。

The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guides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of thought as to what is honest and reputable in life and in commodities. In so doing, this principle will traverse other norms of conduct which do not primarily have to do with the code of pecuniary honour, but which have, directly or incidentally, an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some magnitude. So the canon of honorific waste may, immediately or remotely, influence the sense of duty, the sense of beauty, the sense of utility, the sense of devotional or ritualistic fitness, and the scientific sense of truth. (Veblen,1899:116)

text 3

这个话题在这里无需进一步展开;但可以顺带指出,围绕不可侵犯的所有权(inviolable ownership)这一概念而聚集起来的那一大批道德规范(morals),其本身就是财富的传统功绩性(traditional meritoriousness of wealth)的一种心理沉淀物(psychological precipitate)。

并且还应补充说,这种被视为神圣的财富,其价值主要在于通过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所能获得的良好声誉(good repute)。

This topic need scarcely be pursued farther here; but the remark may not be out of place that all that considerable body of morals that clusters about the concept of an inviolable ownership is itself a psy- chological precipitate of the traditional meritoriousness of wealth. And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this wealth which is held sacred is valued primarily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repute to be got through its con- spicuous consumption.(Veblen,1899:118)

text 4

前面关于炫耀性浪费法则(law of conspicuous waste)对品味准则(canons of taste)之影响的论述,只需对术语稍作改动,便同样适用于它对我们在审美目的之外的商品适用性(serviceability)观念的影响。

商品是作为更充分展开人类生活的手段而被生产和消费的;其效用首先在于它作为达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效率(efficiency)。
这一目的首先在于绝对意义上的个人生活的充实。

但是,人类的竞赛倾向(proclivity to emulation)已经把商品消费当作一种进行歧视性对比(invidious comparison)的手段,并由此赋予消费品一种次要效用(a secondary utility),即作为相对支付能力(relative ability to pay)的证明。

消费品的这种间接或次要用途,使消费具有了荣誉性(honorific character),并进而使那些最能服务于这种消费的竞赛目的(emulative end)的商品也具有了荣誉性。

昂贵商品的消费是值得称许的(meritorious),而那些包含着明显超出其表面机械目的(ostensible mechanical purpose)所需适用性(serviceability)的成本成分的商品,则是荣誉性的(honorific)。

因此,商品上多余昂贵(superfluous costliness)的标记,便是价值(worth)的标志——即对于其消费所要服务的间接的(indirect)、歧视性目的(invidious end)具有高效率(high efficiency)的标志;反之,如果商品对所要达到的机械目的(mechanical end)表现得过于节俭地适应(too thrifty an adaptation),并且没有留出一定余量的昂贵性(a margin of expensiveness)来支撑一种自满的歧视性对比(a complacent invidious comparison),那么这些商品就是耻辱性的(humilific),因而没有吸引力(unattractive)。

这种间接效用(indirect utility)构成了“较优”等级商品(“better” grades of goods)的很大一部分价值(value)。

为了迎合有教养的效用感(the cultivated sense of utility),一件物品必须含有少量的这种间接效用。

What has been sai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upon the canons of taste will hold true, with but a slight change of terms, of its influence upon our notions of the serviceability of goods for other ends than the æsthetic one. Goods are produced and con- sumed as a means to the fuller unfolding of human life; and their utility consists, in the first instance, in their efficiency as means to this end. The end is,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fullness of life of the individual, taken in absolute terms. But the human proclivity to emulation has seized upon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as a means to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and has thereby invested consumable goods with a secondary utility as evidence of relative ability to pay. This indirect or secondary use of consumable goods lends an honorific character to consumption, and presently also to the goods which best serve this emulative end of consumption. The consumption of expensive goods is meritorious, and the goods which contain an appreciable element of cost in excess of what goes to give them ser- viceability for their ostensible mechanical purpose are honorific. The marks of superfluous costliness in the goods are therefore marks of worth—of high efficiency for the indirect, invidious end to be served by their consumption; and conversely, goods are humilific, and therefore unattractive, if they show too thrifty an adaptation to the mechanical end sought and do not include a margin of expensiveness on which to rest a complacent invidious comparison. This indirect utility gives much of their value to the “better” grades of goods. In order to appeal to the cultivated sense of utility, an article must contain a modicum of this indirect utility. (Veblen,1899:154-155)

text 5

在商品中寻找多余昂贵标记(marks of superfluous expensiveness)的习惯,以及要求所有商品都应提供某种间接的或歧视性的效用(utility of the indirect or invidious sort)的习惯,导致衡量商品效用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在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appreciation)中,荣誉性元素(honorific element)与纯粹效率元素(the element of brute efficiency)并未被区分开来,二者共同构成了商品未经分析的总体适用性(the unanalyzed aggregate serviceability)。

在这种由此产生的适用性标准(standard of serviceability)下,任何物品仅凭物质上的充分性(material sufficiency)都不会被认可。

为了达到完整性并获得消费者的完全接受,它还必须显示出荣誉性元素( the honorific element)。

结果是,消费品生产者将其努力引向生产能够满足这种对荣誉性元素需求的商品。

他们会更加积极有效地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就处于同样的商品价值标准(standard of worth in goods)的支配(dominance)之下,并且看到缺乏适当荣誉性修饰(honorific finish)的商品时会由衷地感到惋惜(sincerely grieved)。

因此,如今任何行业中供应的商品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荣誉性元素。

The habit of looking for the marks of superfluous expensiveness in goods, and of requiring that all goods should afford some utility of the indirect or invidious sort, leads to a change in the standards by which the utility of goods is gauged. The honorific element and the element of brute efficiency are not held apart in the consumer’s appreciation of commodities, and the two together go to make up the unanalyzed aggregate serviceability of the goods. Under the resulting standard of serviceability, no article will pass muster on the strength of material sufficiency alone. In order to completeness and full accept- ability to the consumer it must also show the honorific element. It results that the producers of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direct their efforts to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that shall meet this demand for the honorific element. They will do this with all the more alacrity and effect, since they are themselves under the dominance of the same standard of worth in goods, and would be sincerely grieved at the sight of goods which lack the proper honorific finish. Hence it has come about that there are to-day no goods supplied in any trade which do not contain the honorific element in greater or less degree. (Veblen,1899:156-157)

text 6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现代工业社会中廉价(cheap)、因而不得体(indecorous)的日常消费品通常是机器制品(machine products);

与手工制品(hand-wrought article)相比,机器制成品外观的一般特征在于其工艺上更高的完美性(perfection in workmanship)和设计细节执行上更高的精确性。

因此,手工制品上那些可见的瑕疵(visible imperfections),由于具有荣誉性(honorific),就被视为在美观(beauty)、适用性(serviceability)或两者方面具有优越性的标志。

As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out, the cheap, and therefore indecor- ous, articles of daily consumption in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are commonly machine products; and the generic feature of the physiognomy of machine-made goods as compared with the hand-wrought article is their greater perfection in workmanship and greater accuracy in the detail execution of the design. Hence it comes about that the visible imperfections of the hand-wrought goods, being honorific, are accounted marks of superiority in point of beauty, or serviceability, or both. (Veblen,1899:161-162)

text 7

机器产品(machine products)在文明消费体系(civilised scheme of consumption)中的地位,有助于揭示炫耀性浪费准则(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与消费礼仪规范(code of proprieties in consumption)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性质。

无论是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art)与品味(taste)问题上,还是在关于商品适用性(serviceability)的当前观念上,这一准则都不作为创新或主动(innovation or initiative)的原则而发挥作用。

它并不作为一种创造性原则(a creative principle)走向未来,去做出创新(innovations)并增添新的消费项目和新的成本要素。

在某种意义上,所讨论的这一原则与其说是一条积极法则(a positive law),不如说是一条消极法则(a negative)。

它是一种调节性原则(a regulative principle),而非创造性原则(a creative principle)。

它极少直接发起或产生任何习惯或习俗(usage or custom)。

其作用(action)仅仅是选择性的(selective only)。

炫耀性浪费(conspicuous wastefulness)并不直接为变化(variation)和增长(growth)提供基础,但符合其要求(conformity to its requirements) 是那些可能基于其他理由而做出的创新得以存续(survival)的条件(condition)。

无论消费习惯(usages)、习俗(customs)和支出方式(methods of expenditure)以何种方式产生,它们都受制于这一体面规范(norm of reputability)的选择性作用( selective action);它们符合(conform)其要求的程度,是检验它们在与其它类似习惯和习俗的竞争中是否适于存续(fitness to survive)的标准。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是明显浪费(obviously wasteful) 的习惯或方法,在这一法则下存续的机会就越大。

炫耀性浪费法则(law of conspicuous waste)并不解释变化的起源(the origin of variations),而只解释那些在其支配(dominance)下适合存续(fit to survive )的形式(forms)何以持续存在(persistence)。

它的作用是保存适者(conserve the fit),而非创造出可接受者(originate the acceptable)。

它的职责(office)是检验一切事物(prove all things),并保留/牢牢把握住那些对其目的有利的东西( hold fast that which is good for its purpose)。

The position of machine products in the civilised scheme of consumption serves to point out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 which subsists between the 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the code of proprieties in consumption. Neither in matters of art and taste proper, nor as regards the current sense of the serviceability of goods, does this canon act as a principle of innovation or initiative. It does not go into the future as a creative principle which makes innovations and adds new items of consumption and new elements of cost. The principle in question is, in a certain sense, a negative rather than a positive law. It is a regulative rather than a creative principle. It very rarely initiates or originates any usage or custom directly. Its action is selective only. Conspicuous wastefulness does not directly afford ground for variation and growth, but conformity to its requirements is a condi- tion to the survival of such innovations as may be made on other grounds. In whatever way usages and customs and methods of expenditure arise, they are all subject to the selective action of this norm of reputability; and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conform to its requirements is a test of their fitness to survive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other similar usages and customs.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more obviously wasteful usage or method stands the better chance of survival under this law.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does not account for the origin of variations, but only for the persistence of such forms as are fit to survive under its dominance. It acts to con- serve the fit, not to originate the acceptable. Its office is to prove all things and to hold fast that which is good for its purpose. (Veblen,1899:165-166)

Carlo Zappia《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一个历史》

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A History

Series title:Spring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ublisher:Springer Cham
DOI:https://doi.org/10.1007/978-3-031-91221-4
ISBN:978-3-031-91220-7
Published: 24 June 2025

介绍

本书介绍了那些将不确定性(uncertainty)置于经济话语(economic discourse)核心的经济理论。

本书涵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著作,以及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和伦纳德·萨维奇(Leonard Savage)的著作,重构了二十世纪经济学家如何分析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区别于风险(risk)——的复杂历史。

本书深入探讨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可测量实体(a measurable entity)的问题,重点关注那些试图证明其不可还原为风险(irreducibility to risk)的作者的观点,尤其关注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当代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

本书将吸引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领域的学者,以及高级微观经济学(advanced microeconomics)、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博弈论(game theory)和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专业的学生。

主要内容

第一章 引言(Introduction)

第二章 猜想的艺术:概率与效用(The Art of Conjecturing: Probability and Utility)

第三章 奈特与凯恩斯论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ccording to Knight and Keynes)

第四章 冯·诺伊曼、摩根斯坦与风险下的决策(Von Neumann, Morgenstern and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第五章 拉姆齐、德菲内蒂与萨维奇:不确定性下的决策(Ramsey, De Finetti and Savage: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第六章 作为模糊性的不确定性:埃尔斯伯格与决策理论的悖论(Uncertainty as Ambiguity: Ellsberg and the Paradoxes of Decision Theory)

第七章 现代不确定性理论与回归凯恩斯(Modern Uncertainty Theories and the Return to Keynes)

Neris Jr. and Haddad 2026-09 从形式逻辑到人类逻辑:凯恩斯哲学推理探究

From Formal Logic to Human Logic: An Inquiry into Keynes’s Philosophical Reasoning

Neris Jr., C., & Haddad, P. A. M. (2026). From Formal Logic to Human Logic: An Inquiry into Keynes’s Philosophical Reasoning.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18.

https://doi.org/10.1080/09538259.2026.2722234

摘要

本文主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思想的发展,从《概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TP,1921)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GT,1936),最好被理解为一个方法论演化(methodological evolution)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概率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 of probability)被逐步重构为不确定性的人类逻辑(human logic of uncertainty)。

借鉴G. E. 摩尔(G. E. Moore)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青年凯恩斯的有据可查的影响,并结合对凯恩斯的实用主义解读(pragmatist reading),我们认为,论证权重(weight of argument)这一概念作为方法论线索(methodological thread),将《概率论》中概率的逻辑理论(logical theory of probability)与《通论》第十二章中的信心状态(state of confidence)和基于惯例的行为(convention-based behaviour)连接起来。

本文将这种连续性置于拉姆齐(Ramsey)的批判以及凯恩斯1931年对形式逻辑与人类逻辑之区分(distinction between formal logic and human logic)的承认这一背景中,将其解释为对《概率论》认识论框架(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的重构(reconfiguration),而非抛弃(abandonment)。

本文立场介于断裂论解读(discontinuity-based readings)与僵硬连续论解读(rigid-continuity readings)之间,并通过强调凯恩斯的哲学实在论(philosophical realism)与其对不确定性下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的处理之间的深层连续性,对当代经济方法论(economic methodology)争论作出贡献。

关键词:

凯恩斯(Keynes)

概率(probability)

人类逻辑(human logic)

经济方法论(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不可化约的不确定性(irreducible uncertainty)。